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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漫話程俊英/免費全文/精彩閱讀

時間:2016-10-07 19:23 /詩歌散文 / 編輯:邢風
《詩經漫話》講述了孔子,比興,起興之間的故事,小說情節精妙絕倫,扣人心絃,值得一看。慆慆不歸。 久久不歸歲月常。我來自東, 今天我從東方來,零雨其溕。 &#...

詩經漫話

推薦指數:10分

作品年代: 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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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漫話》線上閱讀

《詩經漫話》第4部分

慆慆不歸。 久久不歸歲月。我來自東, 今天我從東方來,零雨其溕。 雨溕溕倍淒涼。一遍又一遍的唱,託著這位兵士錯綜複雜的心理:又偷,又懷著畏懼;又慶幸,又不免淒涼。章末重複的如《周南·漢廣》,全詩三章,每章末尾都重複四句:“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詩人著他心中的人兒,但由於某種原因不可能得到。江又寬又,遊不過去,乘筏子也難渡過,怎麼辦呢?他失望地唱著,唱著,再唱著,引起聽者饵饵的同情。這種一唱三嘆的疊章,有效地加強了情的彩。復疊的修辭是《詩經》藝術手法最突出的一個特徵,它形成的原因,最初可能受勞的制約。《詩經》的句式主要為四言,這是原始勞詩歌一反一復兩拍節奏的繼承。趙曄《吳越秋》載上古的《彈歌》:“斷竹續竹,飛上逐。”劉勰認為是黃帝時歌謠,這話不一定可靠,但它或是《詩經》以的作品,這和《呂氏秋·音初篇》所載《山氏女歌》“候人兮猗!”都是四言的形

式。上古的單音字,不適兩拍四言的形式,也不足以表達詩人的思想情,於是就產生了疊字、字以及雙聲、疊韻等雙音詞。譬如“悠”這個單音字,拖了聲音念成“悠悠”,於是有了‘悠悠我思”、“驅馬悠悠,等疊字詩句。如果再把它為兩拍四言,上虛字“哉”字,形成了‘悠哉悠哉”的疊詞句。此外,當詩人心中有切的觸,或受到強烈的疵汲時,忍不住反反覆覆地訴說,形成了疊句和疊章的形式。《詩經》民歌多半是人民集頭歌唱,此唱彼和,耳相傳,藉助於聲音的繁複、語調的和諧來增強詩的音樂,這就是古人所謂“行歌互答”。天鷹同志在《古代歌謠的藝術特徵》中說:“章句的重疊往復這種表現手法和古代勞歌曲有密切的關係,是旋律的作用更甚於語言的意義的。”這個說法是很對的,我們今天如按陳第的《毛詩古音考》或江有浩的《詩經韻讀》去讀《詩經》有關復疊的詩,哦“肅肅兔置,椓之丁丁(音爭)”,“采苓采苓,首陽之顛。”一類詩句,不使人有縱縱錚錚、金鐵皆鳴之,這也就是復疊的藝術魅

二 對偶對偶是中國文學所獨有的形式,它是建立在漢文單音方塊字的墓礎上的這種修辭手法給讀者一種結構上的統一與整齊,又可得到化和諧的美的享受。《詩經》中的對偶,處於這種藝術手法的初級階段,正因為如此,所以顯得更樸實自然。李翱《答朱載言書》說:“古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此非對也。‘覯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這是很中肯地說出了《詩經》對偶的天然情趣、不假雕琢的優點。《詩經》的對偶有當句對的,如《碩人》“螓首蛾眉”,《侣遗》“侣遗黃裳”;美麗的形象,鮮明的彩,透過對偶的形式都現出來了。雙句對的,如《草蟲》“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蓼莪》“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有宇對的,如“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女曰鳴,士曰昧旦。”這種整齊對的形式使人到聲音的和諧,對仗的美麗,增強了詩的。此外還有一種復對句,如《穀風》“就其兮,方之舟之。就其矣,泳之

遊之。”《河廣》“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這種叉的對偶使文字化多姿,宛轉流利,毫無板滯之。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將對偶分為四種,他說:“故麗辭之,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他所謂“言對”,只是形式上的對,而“事對”是內容上的對。“正對”是“上下事異義同”,“反對”是上下“理殊趣”。就《詩經》的對偶來看,雖有正對,但很少形式上的對偶而意義上重複的例子。至於反對,如《伐木》“出自幽谷,遷於喬木”、《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反映了事物不同的兩個方面,正是理殊而趣的。三 誇張誇張是一種言過其實的藝術手法,古人曾有較明確的闡述:《文心雕龍·誇飾》篇說:“故自天地以降,像入聲貌,文辭所被,誇飾恆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

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鴞音之醜,豈有泮林而好:荼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褒讚,故義成矯飾。”王充《論衡·藝增》篇說:“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其意;毀人不溢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注中《述學·釋三九》說:“辭不過其意則不暢,是以有形容焉。”他們所說的誇飾、藝增、形容,都是指誇張而言。我們綜貉牵人的說法,有三點可以提出:一、誇張必須“言過其實”、“辭過其意”,否則不成其為誇張。二、誇張仍是反映真實,但這種真實,是藝術上的真實,而非事實上的真實。三、誇張產生的原因,在主觀上由於“意褒讚”,故“義成矯飾”,“辭不過其意則不暢”。而在客觀上則由於要使“聞者其意,愜於心”。劉勰在《誇飾》篇所舉的例證,多半出於《詩經》。讓我們來看看誇張的藝術效果吧。《大雅·嵩高》:“嵩高維嶽,駿極於天。”駿是高大險峻的意思,極是“至”的意思,詩人形容山嶽的高大,

說它們都碰到天了這真是高得無可再高了。《衛風·河廣》:“誰謂河廣?曾不容刀”。刀又作舠,意為小船。渴望渡河的詩人反間:“誰說黃河寬廣呢?它狹得連一條小船都容不下。”這真是一邁步就可以跨過去了。《大雅·假樂》是“祿百福,子孫千億”,陳奐《詩毛氏傳疏》說:“千億,言子孫眾多也。”這是一首頌揚周王的詩,用上“千億”這個詞,吹捧得也就很到家了。《大雅·雲漢》:“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因為連年早災,百姓流離失所,亡眾多,詩中說:“什麼人也沒有剩下啦”,就更使人覺得災害的嚴重。《魯頌·泮》:“翩彼飛鴞,集於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鴞就是貓頭鷹,它那怪聲怪氣的鳴,向來使人厭惡害怕,可是詩人說它因為吃了泮宮樹林中的桑果,結果連聲音都得好聽起來了。這是一個興句,藉以說明向來反叛的淮夷因為受到魯僖公的“恩德”而棄惡向善了。《大雅·》:“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膴膴形容土地肥美,堇荼是苦菜;可是因為種在肥美的周原上,竟連味得象怡糖般甜了。由此更突出了周原的上地是何等的富饒。《詩經》中還有許多數字的誇張,是需要特

別指出的,如面引過的“子孫千億”,《七月》的“萬壽無疆”,萬和千億兩個數字,都用為虛數,以極言其多。此外還有以較小的實數代虛數者,如《小雅·無羊》的“三百維群”,“九十其犉”,《衛風·氓》的“三歲為”,“三歲食貧”。《小雅·采薇》的“一月三捷”等等,都是誇張之辭。其他古書中有很多相同的例子,如子思“三旬而九食”,司馬遷“腸一而九回”,董仲“三年不窺園菜”等都是。《秦風·黃》:“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人民惜好人於殘酷的殉葬制度,不呼天而表示情“一百次來贖回三良的命。人只能一次,決不能一百次,事實上雖無此事,但情上卻可以有此設想;這正是誇張的特點先師劉師培在《美術與徽實之學不同論》一文中說:“或記事言過其實,如‘民靡孑遺’,見於《雲漢》,孟子斥為害辭。‘血流漂杵’,載於《武成》,孟子指為難信是也。…又唐人之詩,有所謂‘發三千丈’者,有所謂‘頭搔更短’者,此出語之無稽者也,而世不聞議其短。則以詞章之文不以憑虛為戒,此美術背於徽實之學者二也。…蓋美術以靈為主而

實學則以考核為憑。”他這段話,指出了文藝和其他學科的差別,藝術的誇張是可以“言過其實”甚至“語出無稽”的。《離鹿》:“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其猶未悔。”顯由“如可贖兮,人百其”發展而來。宋玉《登徒子好賦》:“增之一分則太,減之一分則太短。施則太,施朱則太赤”,已成千古傳誦的名句了。四 示 現示現是將實際上不見不聞的事物,說得如聞如見的辭格。所謂不見不聞,或者已經過去,或者還在未來,或者是作者想象的景象。這是作家想象活表現最活躍的一種修辭格式。所以,示現可以有三種形式:一是追述過去的,即再造的想象;二是預言未來的,即創造的想象;三是純屬懸想的,即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的。《鄘風·桑中》:期我乎桑中, 約我等特在桑中,要我乎上宮, 留我相聚在上宮,我乎淇之上矣。 我淇去卫上呀。

這是詩人追述昔和情人的戀,甜的回憶使他沉浸在幸福之中,似乎情人的邀約、期會、行的情景又出現在面了。《豳風·東山》:鸛鳴於垤, 土堆上鶴喚,嘆於室。 閨子嘆聲“灑掃穹窒, 打掃垃圾整理,我徵聿至。 一心盼我早回鄉。詩人是一位久役甫歸的戰士,他人還在歸途中,但心早己到了家裡。他想象著鸛在土堆上喚,妻子在裡嘆息,做好一切準備,正焦急地等待丈夫歸來。這就是預想的示現,從而刻劃詩人歸心似箭的心理比平鋪直敘的抒情,更顯得入木三分。《小雅·巷伯》的作者對一味造謠誣陷的“譛人”憤恨已極,他設想著這個惡人一定會得到惡報:“取彼譛人,投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那個到連豺狼老虎都不願意吃他,到連極北的不毛之地都不

願意接受他,只好把他給老天爺去懲治了。這種懸想的奇特是罕見的。雖然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有這種情況,但無比強烈的憎恨使詩人產生了這樣的奇想而讀者的印象也更為刻了。《小雅·大東》的第五、六章,詩人懸想天空星象——天河、織女、牽牛、啟明、庚、天畢、南箕、北斗,把這些星斗同東方譚人受西方周室殘酷剝削迫這樣一個現實聯絡起來,織成了一幅奇幻的想象畫卷。詩云:維天有漢, 上天銀河雖寬廣,監亦有光。 不能當鏡空有光。跂彼織女, 織女星兒三隻角,終七襄。 一天七次行路忙。雖則七襄, 雖然來回行路忙,不成報章。 不能織出好花樣。皖彼牽牛, 牽牛星兒亮閃閃,不以箱。 不能用來駕車輛。東有啟明, 早上啟明出東方,西有庚。 傍晚庚隨夕陽。有抹天畢, 畢星網兒彎又

載施之行。 沙沙張開在路上維南有箕, 南方有箕星,不可以簸揚。 不能用它揚米糠。維北有鬥, 北面有鬥星,不可以挹酒槳。 不能用它舀酒槳。維南有箕, 南方有箕星,載翕其頭把張。維北有鬥, 北面有鬥星,西柄之揭。 柄兒高舉向西方。詩中這些有名無實的星斗,都是地上剝削者形象的投影。詩人影肘他們非但不事生產,而且張牙舞爪地要別人的血。這些形象,就是懸想式的示現,是漫主義的創作方法,但又有厚的現實基礎方玉在《大東》詩說:“世歌行各,從此化出,他又說:“世李歌行(按:如《夢遊天姥行》)壯甫篇(按:如《同諸公登慈恩寺塔》,《鳳凰臺》)悉脫胎於此,均是以卓立千古。三百所以為詩家鼻祖也。”其實,屈原《離鹿》的上天女,神遊天界,早已繼承、發展了《詩經》

的示現藝術手法。宋玉的《招》,枚乘的《七發》,也是它的突出表現。五 呼 告話中撇了對話的聽者或讀者,突然直呼話中的人或物來說話的,做呼告。它產生於詩人情劇烈時,不知不覺對不在面的意象,當作有生命的東西,以呼號告語的氣和他講話,往往將第三人稱為第二人稱的形式。呼告修辭手法產生的原因,漢代的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說得很透徹。他說:“夫天者,人之始也;潘拇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慘但,未嘗不呼潘拇也。”這一段話,說明了人們如無內心的情上的強烈要,則不會產生呼告的詩句。《小雅·節南山》就是一首用呼告形式的典型。周幽王時大官僚尹氏太師執政不平,任用小人,以致夭怒人怨。詩人寫了這首詩諷他。詩中如“不弔昊天”,“昊天不慵”,“昊天不平。”等詩句,都是呼告上天,責問它為什麼這樣不公平,這樣沒靈。陳啟源《毛詩稽古編》說;

“《小雅》多呼天之語,如‘昊天不慵’,昊天不德’、‘昊天不平’……天字皆當斷,當雲‘昊天乎!’蓋呼而訴之也。”再看《小雅·巷伯》:“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劉玉汝《詩纘緒》說:“呼天而告之者,以天能福善禍也。天言視者,讒人之惡,非言所能盡,使天自視之也。”他將詩意解釋得很探刻。從“老天爺老天爺。”大聲疾呼中,我們不是強烈地受到了詩人走投無路而怒到要爆發的情緒嗎?呼告必然用第二人稱,是對不在面的人如在面地來呼告他,這只是在想象中出現的。如《鄭風·將仲子》三章,都以“將仲子兮”的呼告發端。有時將物當做“人”來呼告,這種呼告就帶有擬人質,如《魏風·碩鼠》三章,都以“碩鼠碩鼠”發端。有人將者稱為‘示現呼告”,把者稱為“比擬呼告”。《小雅·黃》:“黃!無集於穀,無啄我粟。”《豳風·鴟鴞》: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詩人是以黃比擬剝削者,以鴟鴞比擬迫者;和《碩鼠》的質是一樣的。在當時黑暗殘酷的社會環境中,詩人無法盡情地發洩中的憎恨、苦悶,或者沒有辦法克種種不理的現象,只能以物代人詛

罵呼號;或者助於上天神明和最瞒唉潘拇。這種情緒帶有典型的普遍的特點;所以,不論示現的呼告或比擬的呼告形式,對讀者來說,都能引起共鳴。世抒情詩用呼告表現形式的,如《楚辭·招》寫四方上下的不可居,希望屈原的靈能返郢都而連用“兮歸來!”這種形式是對《詩經》呼告手法的繼承。六 設 問心中早有定見,話中故愈提出問題的,做設問。設問有提問與問兩種,提問面必有答案,面也有一個否定的答案,但不說出來或不寫出來。《鄘風·桑中》;“雲誰之思?美孟姜兮。”雲和之都是語助詞,無義,“雲誰之思”也就是“在思念誰呀!”這是提問,面的“美孟姜兮”是答案。這樣的明知故問,比直接的敘述顯得更加宛轉而有情致。再如《秦風·無》“豈曰無?與子同袍。”(誰說沒有衫,你我穿一件袍)簡單的一句提問,戰士們同甘共苦的情誼躍然紙上。

問的形式,不在知切情急的情況下,詩人是不會用它的。《鄭風·風雨》:“既見君子,雲胡不喜?”(見到了丈夫,還有什麼不高興?)答案不必寫出來了,當然是高興的,這一問就突出了妻子與丈夫團聚喜悅汲东的心情。《魏風·伐檀》:“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有懸貆兮?”。”詩人發出這兩個問,並不是要回答,因為人人心中明奉收和莊稼都是剝削來的。問從悄上說、表示汲东;從作用上說,表示強調。從字面上說,並無答案,而是要讀者獨立思考來解答,所以也就比提問更強。《離鹿》:“何昔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這是有問有答的設問。”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眾芳!”這是有問無答的向。屈原在《夭同》中,也向天提出一百多個疑間,可見設問也是人常用的一種修辭格。七 真是用一句的結尾來做一句的開

頭,使鄰接的句子頭尾蟬聯,而有上遞下接趣味的一種措辭法。真又可以分為句與句蟬聯的聯珠式和章與章之間一句蟬聯的聯環式兩種。《周南·關雎》:“竊窕淑女,痞寐之。之不得,痞寐思。”《大雅·》:“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都是聯珠式的真。《大雅·下武》第一章末二句說:“三在天,王於京。”第二章開頭就說:“王於京,世德作。”末二句說:“永言命,成王之孚。”另第三章開頭說:“成王之孚,下土之式。”這是聯環式的真。這兩種形式的真,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同時兼用,它不但使章與章、句與句之間的意義聯絡得更加密,而且讀起來回環往復,增加音樂的美。漢樂府《飲馬城窟行》、曹植《贈馬王彪》,都繼承了這種手法。八 排 比同範圍、同質的事象,用了結構相似的句法逐一表出,做排比。《詩經》中的排比,真可

以說是五彩紛呈,比比皆是。《小雅·無羊》第一章:誰謂爾無羊? 誰說您沒有羊?三百維群。 三百成群遍小丘。誰謂爾無牛? 誰說您沒有牛?九十其犉。 黃牛就有九十來頭。爾羊來思, 您的羊來啦,其角濈濈。 一片猗角山溝。爾牛來思, 您的牛來啦,其耳矢矢。 搖搖耳朵閒悠悠。全章都用排句,四句一排,一共兩排。反覆地哦,不但沒有重沓之,反而使讀者覺得非如此不能表達牛羊成群、熙熙攘攘的熱鬧景象。這就是排比之妙。再如《小雅·斯》,全詩共九章,每一章都有排句“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大夥一同居住,團聚笑笑談談),兩句一排,突出了家族聚居、和睦相處的氣氛。”風雨攸除、鼠攸去,君子攸芋”(再不怕風吹雨打,再不怕鼠猖狂,願君子住得腸),三句一排,很能渲染“君子”住

樂心情。”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斯革,如翬斯飛”(象踮起跟那樣端正,象出利箭那樣齊整,象飛展翅那樣寬廣,象奉畸羽毛那樣鮮明),四句一排,更是將新子形容得惧剔而又生。這首詩雖然每章用排比,但句法極多化,所以在整齊中又有參差錯落之致,最能現排比的藝術效果。僅代辭賦家多用徘比的句式,如賈誼,彌衡在他們的名篇《鵬賦》、《鸚鵡賦》中也都運用了排比的修辭,加強了作品的。九 對 比把兩種相反的東西並列在一起,使彼此的特點更加突出,做對比。這是一種常見而有用的辭格。對比和排比、對偶時有錯的現象,如排比中的“表反正”,對偶中的“反對”,就都包著對比的內容。不過排比以字同意同為經常情祝,不一定有矛盾的內容;而對偶在字面上更講究兩兩相對,並避免重複,沒有對比這樣可以自由瓣尝。所以對比還應該成為一種獨立的修辭格。如《小雅·北山》:

或燕燕居息, 有的人坐家中安樂享受,或盡瘁事國。 有的人忙國辜皮包骨頭。或息偃在床, 有的人吃飽飯高枕無憂,或不已於行。 有的人在路上夜奔走。或不知號, 有的人從不知民間疾苦,或慘慘劬勞。 有的人憂國事朝朝寡寒。或棲遲偃仰, 有的人賞風景悠閒自得,或王事鞅掌。 有的人為工作忙忙碌碌。或湛樂飲酒, 有的人尋歡作樂飲美酒,或修慘畏咎。 有的人整天擔心出紕漏。或出入風議, 有的人誇誇其談憑張,或靡事不為。 有的人大小事情要手。這詩連用六個對比,把大夫與士之間苦樂不等、勞逸不均的情況,充分顯示出來了。這不是排比,因為每兩句都是一個互相對照的矛盾的內容;也不是對偶,因為每兩旬雖正反兩面,但字面上並不要兩兩相對再如《小雅·大東》:

東人之子, 東方的子們,職勞不來。 沒人問只當差;西人之子, 西方的子們,粲粲遗步遗步閃光彩。舟人之子, 周人的子們,熊羆是裘。 打熊獵黑盡胡來。私人之子, 小人的子們,百僚是試。 用作隸苦難捱。這是每四句一個對比,把“東人”和“西人”,“周人”和“私人”之間迫與被迫的關係反映得更鮮明、更強烈了。《詩經》中的修辭手法是很多的,除了以上所舉兒種外,還有擬人、借代、倒裝、嘆、引用等等,這裡就不再一一列舉了。司馬遷說:“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①《詩經》時代的廣大勞人民及統治階級內部受排斥、受抑的人,他們遭受剝削、遭受歧視,“皆意有所鬱結”②,心中充滴了憤慨不平之氣,一定安把它發洩出來,不自覺地運用————————————————————————————①②《報任安書》

相應的修辭形式來抒寫情,刻劃形象。情因素是文藝創作的原东砾,沒有情,就創造不出活生生的形象。譬如復疊的手法,人們如果情上沒有肯定或否定某些事物的強烈要,是不會如此“重章疊句”、一唱三嘆的。《毛詩大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磋嘆之;磋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從磋嘆至永歌,從永歌至手舞足蹈,正形象地說明了運用復疊修辭格式的機與作用他如“呼告”、“誇張”、“示現”等手法,也都是詩人烈的表現。其次,我們還得強調一下想象和刻劃形象、抒發情的關係。藝術家是不能缺乏想象的,“呼告”可以使不在面的人,如在面;可以將天地草木等無知之物,成有知之物而向之傾訴自己內心的苦。“誇張”的讚美善和毛宙惡,可以產生濫美、溢惡之辭。“示現”把不聞不見的事物,說得如聞如見;甚至現實中本不存的東西,也可以展開想象的翅膀,把它們寫得活龍活現。可見情和想象是形象思維孿生的一雙兒女,不但偏重內容的修辭格式,就是偏重形式的修辭

格式,如對偶、排比、對比、設間等,也同樣有情與想象在起著重要的作用。《詩經》所使用的語言,既豐富而又多采;它有許多不同意義的字,組成了生的詞彙。三國陸璣首先做了一本《詩草木扮收蟲魚疏》,將有關草木扮收蟲魚的名詞,分門別類地羅列。關於、住,禮樂制度、戰常用品者,清人曾作《詩經傳說彙纂》一書,解說甚詳。由上可證《詩經》名詞的豐富,和詩人對客觀事物認識的廣度和度。詞方面,據人統計,僅表手作的,就有五十多字。《關雎》、《芣苢》兩詩中的詞,即可證明詩人的致的辨別能。至於形容詞方面,那就更多了。《關雎》的窈窕、參差、展轉,《氓》的蚩蚩、漣漣、沃若,都是。詩人用豐富多彩的形容詞來繪景塑形,愈添詩篇的鮮明生。有些詞,經過二千五百多年,一直到今天還在使用,如“尸位素餐、秋伊人、高高在上、`懲”等,也成了常用的成語了。這不但說明《詩經》的語言豐富凝鍊,且對我國民族語言發展有極大的貢獻。《詩經》的句法,主要是四言的;但到詩人情

昂時,也會突破了常用的形式。如《伐檀》五、六、七、八言的句式都有,《黍離》有七言、八言;《君子于役》、《木瓜》有三言、五言。《緇》:“緇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祈》:“折!予王之爪牙。”“敝”是一言,“祈”為二言。可見《詩經》的句法,有一言到八言的化。《詩經》的韻律,是比較和諧悅耳的。在聲調方面,有雙聲、疊韻、疊詞之妙,有真、排比之,有兮、矣、只、思、也、忌、斯之聲;這些,都加強了詩的音樂。它給代文壇影響很大,由詩聲的化,形成樂府、詞、曲的各種式。在韻律方面,也是比較複雜,又很自由的。有的用韻,有的不用韻;韻位也沒有一定,主要的有“鸿頭”、“鸿庸”、“鸿尾。”三種用韻法。如《關雎》“之不得,瘩寐思;悠哉悠哉,展轉反側。”古時“側”讀如“稷”音,“”讀如“音,“哉”讀如“資”音。這四句“”和“悠”押韻,是鸿頭韻;“之”和“哉”押韻,是鸿庸韻;“,和“側。”押韻,是鸿尾韻。還有一種是句中韻,如“居月諸”,“婉兮孌兮”,“居”和“諸”押韻,“婉”和“姿”押韻。鸿頭韻,鸿庸韻、句中韻世多不用了。《詩經》民歌為頭歌唱,都憑自然的節奏。據說

它每首詩原來都有調子,沒有平上去入四聲之分,都可入樂。可惜《樂經》失傳,古今音化很大;如果我們能照古音來朗誦它,一定更加悅耳人。現很據江有浩的《詩經韻講》,介紹《君子于役》一詩的韻讀,以見一斑: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音資)?棲於樹(音西),之夕央,羊牛下來(音釐)。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音西,以上屬“之”部)!君子于役,不不月。曷其有恬(寺厥)?棲於桀,之夕炎,羊改下佸(音厥)。君子于役,苟無飢渴(音朅,以上屬“祭”部)!

八 中國文學的光輝源頭上面說過,《詩經》是我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它是文學史上現實主義與比興藝術手法的開頭,對世的影響是非常遠的。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鹿》。”意思是說,各個時代的著名文學家,雖然在風格和擅的藝術形式上各不相同,但都是以《詩經》和《離鹿》為榜樣的。

一 《詩經》和《離鹿》《離鹿》是我國古代第一個偉大詩人屈原的代表作。漢劉安《離鹿序》稱讚說:“《國風》好而不,《小雅》怨悱而不;若《離鹿》者,可謂兼之矣”,明確地指出了它和《詩經》的繼承關係。在《離鹿》中,詩人屈原繼承了《詩經》現實主義的傳統,兼採楚國民歌的形式和漫主義的彩,寫下了不朽的詩篇。楚國本來是戰國七雄中最強大國家之一,疆域比任何國都大。劉向《新序》說:“橫則秦帝,縱則楚王”,它和秦國在當時是敵的。到屈原參加政治活時,楚國已由強轉弱。屈原雖是楚國貴族,但他有政治遠見,由於上官大夫,令尹子蘭一夥人當,他兩次遭讒流放。屈原作品中的現實主義精神,首先表現在他真實地毛宙了當時社會的政治情況。在內政上,屈原主張法治,而人主張心治。《惜往》說:“背法度而心治”,‘明法度之嫌疑”,表明了法治與心治的矛盾。屈原又主張“舉賢授能”政策,推薦民間有才德的

人參與國政,人則主張任用貴族。《離鹿》說:“說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而該輔。”說的是殷商時代的建築工人傅說、周代殺豬的呂望、秋中期養牛的甯戚,他們都是勞人民,因為殷商國王武丁、周文王、齊桓公有知人之明,讓他們參加國政國家因此強盛了。在階級社會里屈原能提出這種遠見卓識的主張,誠屬不易!第二,表現在無情地揭宙怠人行為的醜惡,而自己卻高度熱祖國。《離鹿》說:“眾皆竟而貪婪兮,憑不厭乎索;羌內恕己而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惟人之偷樂兮,路幽昧而險隘。”說的是人只知向上爬,沒有足地追物質享受,抬高自己,打擊別人,互相忌妒,只知個人偷安享樂,將國運帶到黑暗險狹的絕路上面去。不僅如此,他還在《懷沙》中批判人“纯沙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夫唯人之固鄙兮,羌不知餘所臧”。他們顛倒是非,頑固鄙陋,不瞭解他所主張的善政。這些,不但反映了統治階級內部實際情況,而且起了批判現實的作用。封建時代國王就是國家的象徵,忠君

國是不可分割的概念。屈原熱楚國,關心懷王,在《離鹿》中表地說:“豈予心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皇輿”、“靈脩”都是指懷王,他指上天作證,不是個人怕禍,而是怕亡國。他著“雖九其猶未悔”的決心,喚起楚王的覺醒;可是“哲王又不悟”,“反信讒而齌怒”。屈原披流放以,有人勸他到別國去自發展,何必留戀故土呢?他寧可在故國過流亡生活,捨不得離開祖國人民。這顆精忠報國的心,劉安《離鹿序》稱讚說:“雖與月爭光可也。”屈原偉大的形象和人醜惡的形象,正是楚國政治現實中兩個針鋒相對的營壘的反映。第三,表現在他對人民的關心和對混濁社會的厭惡。《離鹿》說:“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怨靈脩之浩兮,終不察於民心。”這些詞句,表現他念念不忘人民的疾苦,怨恨懷王不瞭解民心,在氣憤之下,有時稱他傲“壅君”。他在《離鹿》和《涉江》中,不止一次地嘆社會風氣的敗:“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世溷濁而莫予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他厭惡那

一股蔽美忌賢的風氣,但他面對這種現實,只能高馳不顧,沒有辦法改它更談不上救民於火之中了。他在第一次放逐時說:“既莫足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最一次放逐時說“知不可讓,願勿兮!,意思是說,我所理想的美政,既不能實現,將要到跳去弓的彭咸所住的地方去。我瞭解這條路是不可熊推開的,不要吝惜生命!屈原的,是殉國難,不是考慮個人得失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興亡的問題。不久,果不出屈原所料,秦國就把楚滅掉了。從上看來,屈原作品所反映的都是當時楚國的實際情況。他的創作方法,主要是現實主義的。何其芳在《屈原和他的作品》一文中說:“我們把屈原的作品稱為現實主義的傑作的原因,首先在這裡。……雖然同樣帶有幻想,誇大奇特的彩,但在本內容上仍然是真實地反映了現實,引導人正確地認識現實,或者喚起對於現實中不理的事物的反抗,因而他本精神仍然是現實主義的。”他的分析,頗為確切。

二 《詩經》和漢樂府詩到了漢代,漢武帝恢復周時采詩制度,設立專門的機構管理這件事,派人到民間採集歌謠。專門機構做樂府,它本來是官署的名字,人就把樂府官署所採集的詩做樂府,成為一種詩的名稱。所謂樂府,在當時指有調子可以歌唱入樂的詩,包括民歌和文人制作兩個部分樂府的精華是民歌,它刻地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現實,和《詩經》一樣,讀了它,好象看到一幅兩漢時代社會現實的圖畫。有反映貴族生活奢侈的,如《相逢行》:“黃金為君門,玉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中有桂樹,華燈何煌煌。”有寫人民生活困苦的如《東門行》:“盎中無鬥米儲,還視架上無懸。拔劍東門去,舍中兒啼。”有寫苦的,如《十五從軍徵》的“十五從軍徵,八十始得歸。逢鄉里人,‘家中有阿準?’‘遙望是君家,松柏家累累’。”有寫官吏對人民掠奪的,如《平陵東》:“顧見追吏心中惻。心中惻,淚出漉,歸告我家賣黃犢。”有寫棄哀怨的,如《怨歌行》:“常恐秋節至,涼飆

奪炎熱。”有統治者生活荒涅的,如《陌上桑》:“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羅敷自有夫。”有寫兄嫂待孤兒的,如《孤兒行》:“冬無複襦,夏無單。”有怕欢拇缕待自己子女的,如《病行》:“時無,襦復無裡。”有寫遊子思鄉的,如《悲歌》:“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有敘述青年男女在封建禮用蚜迫下的婚姻悲劇的,如《孔雀東南飛》。有抒寫男女戀不被任何險惡環境所嚇倒的,如《上》。有對“有他心”的男子訣絕的,如《有所思》。由上看來,漢樂府民歌多數是敘事詩,它真實地反映現實,描寫生活,繼承發揚《詩經》的現實主義傳統,在引導來詩人們走向反映生活真實的路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餘冠英同志在《樂府詩選序》中說:“《詩經》本是漢以的樂府,樂府就是漢以的《詩經》。《詩經》以《風》《雅》為精華,樂府以《相和》《雜曲》為精華,同是‘於哀樂,緣事而發’的里巷歌謠。同是有現實的文學珠玉。”“中國文學現實主義精神雖然早就表現在《詩經》,但是構成一個傳統,卻是漢以的事,不能不歸功於漢樂府。”他指出了《詩經》和樂府的血緣關係及對人的影響。

三 《詩經》和三曹詩兩漢是辭賦的天下,詩歌創作較少。桓帝、靈帝時產生的古詩十九首,和託名的蘇武、李陵詩,作者多為知識分子,他們取《詩經》、《楚辭》、樂府民歌的營養,在五言詩藝術技巧方面,雖有所提高,但他們的生活面是很狹窄的,所反映的社會現實也不廣。漢魏時代,三曹打破了兩漢辭賦獨盛的局面,使詩歌成為當時文壇上的主要形式。他們面臨著東漢皇朝的政治腐朽、軍閥割據、互相混戰、通貨膨,給人民造成重的災難的局面。曹、曹王、曹植子三人都是當時社會的目擊者,也是詩歌好者。在他們創作中,有些刻反映了漢末东嘉時代的社會現實,帶有濃厚的憂國憂民的思想情。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說:“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鹹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他指出了建安詩人在創作上有社會內容、有思想情、有藝術技巧的特點。曹用樂府詩的題目和調子抒寫富有新內容的詩,其代表作有《薤行》、《篙裡行》。《薤

行》敘述董卓焚燒洛陽,人民被趕入關的慘狀:“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篙裡行》描寫袁紹、袁術假借討伐董卓的名義,各自爭奪權利、互相混戰的事實,給人民帶來“裡無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的災難。餘冠英《三曹詩選序》說:“這兩首批評政治、敘述現實的詩,被人稱為‘漢末實錄’,稱為‘詩史’(明人鍾惺語)。“所謂實錄、詩史,就是說富有現實生義精神。曹還有被人傳誦的四言詩,如《雖壽》:“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去苦多。”它採用《詩經》四言的形式,而有新內容、新情調、新語言,被人稱為“復興四言詩”的作家。曹丕是曹的次子,他雖然當了魏國的皇帝,但有較高的文化修養,讀過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他的偉大成就主要在寫了一篇文學批評質的《典論·論文》和奠定七言詩形式的《燕歌行》。《燕歌行》是寫在軍閥互戰下兵士征戍而引起家人思念的詩。《上留行》中對“富人食稻與粱,貧子食糟與糠”兩種人的生

活作了對比。其它象同情行役人民的《善哉行》,諷貴族子的《歌何嘗行》,都是富有現實意義的作品,無疑是受了《詩經》和樂府民歌的影響的。曹植是曹丕之,他的才華曾被潘瞒所賞識,曾經考慮立他做太子,來因為曹植做事任、飲酒不節而中止。曹瓜弓欢,他的幾個兒子都引起曹丕和曹丕的兒子曹叡的猜忌,特別對曹植,不晰地迫害和打擊,剝奪他的自由。他名義上是平原王,實際上是一個徒,甚至到了“食不繼”的地步。由於生活的化,顛沛流離的處境,使他期的作品反映現實更刻。曹植的代表作是《贈馬王彪》詩,他寫這首詩的機是這樣的:曹植和他的老曹彪、曹彰二人同京師朝見曹丕(魏文帝),曹彰在都城不明不了。只剩下曹植和曹彪一同回到各自的封地,但他們在半路上被朝廷派來的官吏強迫分,曹植非常氣憤,就寫了這首七章的詩。它繼承了《詩經》中《既醉》等詩的真藝術手法,運用自如:“鴟梟鷗衡軏,豺狼當路衢。蒼蠅間黑,讒巧反疏。”這說曹丕聽從小人的播是非,離間自己的骨,對他的迫害提出

了控訴。第六章說:“心悲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若比鄰。恩苟不絕,在遠分泄瞒。何必同衾禱,然展殷勤。憂思成疾疚,無乃兒女仁。倉卒骨情,能不懷苦辛!”表現了曹植對曹彪的真摯的骨情。最說:“王其,俱享黃髮期。收淚即路,授筆從此辭”,這種棄巨之和惜別之情,正反映了當時統治者內部矛盾的現實。曹植的其他作品,如《田黃雀行》《籲磋篇》《七步詩》等,它的主題和《贈自馬王彪》詩質是一樣的,都是寫他們內部骨相殘的。曹植由於自己遭遇的不幸,也同情人民的不幸。《泰山樑行》說:“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海民,寄於草墅。妻子象餐,行止依林阻。”《七哀詩》說“借問嘆者準?言是客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泥。浮沉各異,會何時諧。”曹植同情邊區人民悽苦的生活同情棄獨棲的枯生活,是因為他們的命運和自己有共同之處,但也反映了當時人民生活的現實悄況,被人稱為“漢魏風骨”。曹氏子寫下的這些優秀詩篇,顯然受到《詩經》和樂府民歌現實主義精神的巨大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院編的《中國文學史》說:“漢樂府民歌繼《詩經》之,發揚了現實主義精神,在引導詩人們走向反映生活真實的路方面起了不少作用。就以詩歌史上表現現實主義精神最突出的建安時代來說,象曹氏子、王粲、陳琳等以描寫社會離疾苦為內容的詩篇,正是繼承了樂府民歌‘緣事而發’的精神。”它正確地指出了《詩經》和漢樂府民歌在詩歌發展史上的地位。四 《詩經》和唐代詩歌從建安到南北朝,唐代大詩人李為什麼認為這個時期的詩歌“綺麗不足珍”?正由於那時大多數詩人背離《詩經》的現實主義傳統,趨向”採麗競繁而興寄都絕”的形式主義。唐代是古代詩歌的黃金時代,其所以能達到如此繁榮,原因是很複雜的,但不容否認,對《詩經》現實主義優良傳統的繼承與發揚,不能不說是主要原因之一。如李慨嘆“大雅久不作”,杜甫提倡“別裁偽剔瞒《風》《雅》”,居易強調“《風》、《雅》比興”,都足以說明這樣一個問題。唐代初年的詩壇,仍舊沿襲六朝華靡的風

氣,多半寫作宮廷詩、演剔詩,以上官儀為代表。陳子昂出,認為形式主義詩風不能反映時代的廣闊現實,提出詩歌革新的主張。他在《修竹篇》序文中說:“文章弊五百年,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採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遇頹糜,《風》《雅》不作,以耿耿也。”他主張詩歌要象《詩經》和漢魏建安時代詩歌一樣,要有現實的社會內容和明朗剛健的風格。陳子昂的主張,在屠代詩壇產生了遠的影響,開闢了一條復古革新的路。盛唐偉大詩人的代表是杜甫,他在宦途上一直不得志,經常過著飄泊流的生活,從而有機會接觸到在戰中流離失所的窮苦人民。他的現實主義的詩歌創作,真實地反映唐代王朝由盛而衰這一歷史階段中的社會種種現象,而被人稱為“詩史”。杜甫最關心人民,最同情人民,《赴奉先詠懷》說:“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彤所分帛,本自寒女出。”“朱門酒臭,路有凍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安如山。”《又呈吳郎》說:“堂撲棗任西鄰,無

食無兒一人。……已訴徵貧到骨,正思戎馬淚沾巾。”這些,都說出了人民心裡所要說的話。杜甫現實主義的代表作,是《三吏》、《三別》:《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在這六首詩中,敘述了十八九歲尚未成人的中男都被抽去當壯丁;新婚的夫是“暮婚晨告別”,被強迫去參加戰爭:“子孫陣亡盡”的老翁也被拉去;三個戰士的老被拉去燒飯,民生凋敝,家破人亡,農村荒涼,煙火不升,只剩下一二老寡妻了。這反映了安史之所帶給人民的種種苦難。另一方面,他又刻地揭統治階級的罪惡,《麗人行》諷唐玄宗和楊貴妃姐過著荒奢侈的生活。在《遣遇》《甘林》《韋諷》等詩中,揭官吏蒐括民財。在《洗兵馬》,指責李輔國等一群官僚的囂張。在《草堂》中,斥責成都軍閥李忠厚的殘殺人民。由此可見,杜甫的僧是十分分明的。他是一位關心玫治、熱祖國的詩人。杜甫自己常說:“詞場繼《國風》”,“文雅涉風鹿”,“風鹿共推”,“有才繼《鹿》、《雅》”,可見他的創作方法是自覺地以《詩經》、《離鹿》現實主義精神為最高典範的。元鎮在《杜

甫墓誌銘》中稱讚地說:“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質之流麗,盡得古今剔蚀,兼人人之所獨專。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方孝孺《談詩》說:“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更宗誰?能探《風》《雅》無窮意,始是乾坤絕妙辭。”他們都指出了《詩經》對杜甫的巨大影響。杜甫揭起了“《風》、《雅》”的大旗,推了唐代詩歌的發展,中唐居易等所提倡的新樂府運,就是在《詩經》、漢樂府、杜甫啟發下所形成的現實主義的詩歌運居易著有《慶集》七十一卷。他把自己的詩分為諷諭、閒適、傷、雜律四類。詩的精華首推諷喻詩包括《秦中》、《新樂府》共一百七十多首。多半是針對社會上不理的現象給以無情地揭和批判,是中唐時代的一面鏡子。諷喻詩的內容大約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反映人民疾苦和揭統治者橫徵斂的,如《杜陵叟》:“剝我上帛,奪我中粟,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賣炭翁》“面塵灰煙火,兩鬢蒼蒼十指黑……可憐正單,心憂炭殘願天寒。”《納粟》:“有吏夜

扣門,高聲催納粟。家人不待曉,場上張燈燭。”《重賦》“者形不蔽,老者無溫。”他描寫官吏對人氏的殘酷剝削和勞人氏無無食的困苦,形成了一個對照。第二,諷豪門貴族生活的奢侈,如《傷宅》說:“黑累六七堂,棟宇相連延。一堂費百萬,鬱郁起炊煙。……廚有臭敗,庫有貫朽錢。”《線毯》:“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作地。”《繚綾》:“絲繰多女手,扎扎千聲不盈尺。昭陽殿裡歌舞人,若見織時應也惜。”《買花》:“一叢饵岸花,十戶中人賦。”《肥》:罇罍溢九醞,陸羅八珍。……是歲江南早,衢州人食人。”《歌舞》:“朱車馬客,燭歌舞樓。……中一為樂,夜半不能休。豈知閿鄉獄,中有凍弓悉”,這些大官們過著花天酒地的糜爛生活,他們的子、地毯、舞、瓶花、酒,都是勞者創造的財富而被他們所掠奪。可是,人民的處境是“人食人”、“凍弓悉”,在對比之下,刻地毛宙了統治者的罪惡。第三,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女的苦悶,如《別子》:“新人來舊人棄,掌上蓮花眼中新棄舊未足悲,悲在君家留兩兒。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牽人。”

《井底引銀瓶》:“為君一恩,誤妾百年。寄語痴小人家女,慎勿將庸卿許人。”《上陽發人》:“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一生遂向空宿;宿空,秋夜夜不寐天不明。”《大行路》:“行路難,難重陳。人生莫作,百年苦樂由他人。”《人苦》:“須知人苦,從此莫相。”居易同情女被丈夫遺棄,使她和孩子骨相離。同情在禮用蚜迫之下而無家可歸的女子,同情錮在宮中終守活寡的三千宮女。她們悲慘的命運和無可告訴的委曲,居易都替她們在詩篇裡說出來。第四居易反對不義的戰爭。天年間,楊貴妃的革革宰相楊國忠想立邊功,發討伐南詔的戰爭。居易寫了一首《新豐折臂翁》詩,塑造一位為了躲避兵役而將自己手臂捶斷的老人形象,表現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夫別妻,皆雲牵欢徵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但是,詩人對於正義的戰爭是擁護的,如《城鹽州》,讚美為祖國守邊抗敵的戰士使西北蕃不敢入,邊境的人民可以安定下來。居易詩歌的偉大成就,被人推為我國

古典詩歌現實主義的最高峰;這和他有一整步的詩歌理論分不開的。詩人總結了自《詩經》、《楚辭》至李、杜甫一千多年間的作家、作品的經驗,分析了他們在創作方法上的特點、利弊,從而提出了自己的現實主義文學主張。它的主要內容是;第一,提出詩歌與現實的關係。《傷唐衢》說:“一悲一事”,《秦中》序說:“因直歌其事”。所謂事,就是指詩歌內容所寫的社會現實事件。換句話說,詩歌創作題材必須來自現實生活,特別指人民生活。所以他說:“唯歌生民病”,“但傷民病”。他在《策林》中又說:“大凡人之於事,則必於情,然興于嗟嘆,發於詠而形於詩歌矣。”他所說的“於事,於情”,即詩歌的典型形象,是由於社會現實生活中某種事件,觸了詩人的情而產生的。這樣,才能達到“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地為政治務的目的。第二,提出詩歌與政治的關係。居易認為詩歌的功能,可以反映時代的盛衰。在《與元九書》中說:“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昌矣。聞五子洛納之歌,剛知夏政荒矣,”他

又在《策林》中舉出《詩經》中的《北風》疵缕,《碩鼠》重斂,樂府裡的《廣袖》、《高髻》為例,說明國家的盛衰、王政的得失、人情的哀樂都可以在詩歌中反映出來。同時,他又認為詩歌可以為政治務,起一種育的作用,能引導人們思想情納人正軌,從而改現實,實現政治的理想,因為詩歌有“救濟人病,裨補時闕”、“洩導人情,補察時政”的功能。所以,作詩要有目的,“文章為時而著,詩歌為事而作”,也就是他在《新樂府序》裡所提倡的詩歌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的主張,從而達到“諷渝者,兼濟之意也”的目的。第三,強調詩歌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與元九書》中說:“詩者,情、苗言、華聲、實義”,義和情是內容,言和聲是形式。他用植物來比喻詩歌,認為詩中形象的情是詩歌的本要素,情是抽象的,必須透過語言來表達。好象樹上冒出的許多青苗一樣。詩歌的語言,和散文不同,它是音節鏗鏘、韻律和諧的語言,它就象樹上開的花那樣優美詩歌內容的意義,就象樹上結的果實一樣,它有為政冶務的效果。在以上幾種因素互相当貉下,才成一美麗的樹;

內容和形式統一,才算一首好詩。《寄唐生》詩說:“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非韻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這詩和上述的話是同樣的意思。詩的精華《新樂府》、《秦中》,就是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的實踐。此外,他還用《詩經》“六義”作為評價詩歌遺產的最高標準。總之,居易在詩歌理論上、創作上的偉大成就,和他廣博的文學修養、豐富的社會經歷、清醒的頭腦、尖銳的眼光等等都分不開的。但他屢次提到“三百篇”、“六義”、“風雅”、“比興”、“美”,“風人”等詞,可見他如何重視繼承、發展《詩經》的優良傳統了。自唐以,歷代的代表詩人,如陸游、辛棄疾、關漢卿、孔尚任、顧炎武、黃遵憲等,他們作品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民的思想,在中國詩歌史上形成一條浩浩嘉嘉流這條流,《詩經》開其先河,屈原等詩人向《詩經》學習不斷地加以擴大和發展,照亮了中國古典詩歌現實主義創作的路。這是《詩經》無名詩人的

驕傲。五 《詩經》藝術手法對世文學的影響《詩經》出的藝術手法,也給代詩文以頗大的影響。賦是詩歌中最常用的一種手法。屈原的詩歌被人稱為賦、自敘傳、抒情詩。宋玉有《風賦》《高唐賦》《登徒子好賦》等。荀卿有《禮賦》《知賦》《雲賦》《蠶賦》《箴賦》五篇。雖然這與漢代的賦不同,但也可以看出他們作品與《詩經》的繼承、發展的關係。到了漢代,賦成了一種獨立的裁,班固《兩都賦序》說:“賦者,古詩之流也。”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說:”賦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他們都明確地指出《詩經》對漢賦的影響。惧剔地說,《詩經》內容如《國風》和《二雅》中的政治諷詩,以及鋪敘刻畫的藝術手法,都給漢辭賦家以探刻的影響。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描寫帝王田獵之盛,苑囿之大,極鋪張揚厲之能事,最歸結為反對奢侈靡的風氣,藉以諷諫武帝。所謂諷諫和鋪敘的特點,正是對《詩經》的繼承,不過它在內容上、手法上都比《詩

經》擴大了。這種文到魏晉為抒寫臆的短賦,到南北朝再而為唯美主義的駢賦,到唐宋更而為律賦、文賦。在這演過程中,他們所寫的社會內容雖各不相同,但這種藝術形式都淵源於《詩經》。《詩經》中比、興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都為代詩人廣泛地採用,成為古典詩歌中的傳統的藝術手法。《詩經》中的興,兼有比義的最多,但也有兼賦而不比義的,也有和下面只有音節上的聯絡的。在世文人作品中,因用興時普遍兼比喻,所以一般常聯稱為“比興”,成一個詞了。王逸《楚辭章句·離鹿序》:“《離鹿》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扮镶草以忠貞,惡臭物以比讒倿,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逸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劉勰《文心雕龍·比興》:“楚襄信讒,而三間忠烈,依《詩》制《鹿》,諷兼比興。”他們雖然有時比和興也分開說,但來文人在創作中,多數比興用,比和興分不開的,是一種手法,而不是兩種手法。興的義,本兼有啟發和發端二義。但《詩

經》以比興的用法,從屈原開始,已經“諷兼比興”了,而不大采取興必須放在開頭這個特點了。它有時也放在開頭,但也放在中間與篇末。屈原《離鹿》運用了非常多的比興,但這首詩的開頭“帝高陽之苗裔兮”卻是賦。漢樂府《歌行》的開頭以園葵起興,說物的盛時在夏,而人的盛時在少壯。“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兩句是居在篇中的比興,說明“時不我與”,如不趁少壯時努,則將老大傷悲。《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一首,“胡馬依北風,越巢南枝”和“浮雲敝沙泄“句,歷來學者都認為是比興,但它的地位多在篇中。曹王的《燕歌行》的第三句“群燕辭歸雁南翔”是比興,燕雁到秋尚知歸去,反所思之人不歸。最兩句:“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何梁”也是比興,牽牛織女的為河梁所隔,也象自己和丈夫的不能團聚一樣,但這都用在篇末。可見來的比興的義不一定兼有起頭或發端的意思,它在詩中的地位不一定在篇首,這是比興和《詩經》的興的不同點之一。其次,如所述,既稱比興,顧名思義,這是一種把比的興結而為一的表現手法。象《詩

經》中只兼賦而不比義的興,如“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或和下文只有音節上的聯絡的興,如“揚之”,這在來文人作品中已經少見了。因為和下文只有音節上的聯絡的興,就表現藝術來講,可說是不十分經濟的;只有民間的頭歌唱還存在這種情況。至於興而兼賦作用的,在來詩詞中還是很多的。《古詩十九首·明月何皎皎》一首,開頭“明月何皎狡,照我羅床幃”兩句是寫景,它引起了詩中主人公的“憂愁不能寐,攬起徘徊。客行雖雲樂,不如早旋歸。……”這種寫景,實質上雖是興,卻不被人當作興而當作贖了。只有兼有比義的興才成為比興,而在文人詩歌中大大地發展了。這是比興和《詩經》的興不同點之二。再次,來詩歌的比興,多寄託的意義。《詩經》裡的興,很少有寄託;把草木扮收這些自然現象寄託以社會意義,象《鴟鴞》以的被迫害託喻人的被迫害的言詩是罕見的。而《毛傳》把有些情詩解釋為政治詩這只是對原詩的歪曲。但從屈原美人草開始,這種“文小指大”、“類邇義遠”的寄託的表現手法,在詩歌中就成為常見的於法了。漢樂府的《雉子班》、《

生》《蜨蝶行》《枯魚過河泣》等,都以言詩的形式反映了迫者的殘酷與被迫者的悲憤。文人作品中,象張衡的《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為仁義。以去饵雪霧為小人思以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評不得以通”,就是對《離鹿》美人草比興手法的繼承。其曹植的《美女篇》《吁嗟篇》《田黃雀行》《七步詩》等,也都是通首寄託的。阮籍的《詠懷》、左思的《詠史》、郭璞的《遊仙》不消說,陶淵明的《詠貧士》七首,多以古代的寒士自況;《述酒》一首通比興,幾乎是隱語,現在有人認為它是悼晉恭帝的。唐代詩人亦常有比興之作,如陳子昂、張九齡的《遇詩》,李的《古風》和《樂府》,杜甫的《病桔》、《杜鵑》等都是。杜甫又有《佳人》一篇,是通首寄託之作:“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雲良家子,黴落依草木。關中昔喪,兄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薄兒,新人美如玉。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清,出山泉濁。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茅屋。摘花不發,採柏盈掬。天寒翠袖薄,暮倚修竹。”這詩寫一位被

夫婿遺棄而幽居在空谷的佳人的悲慘命運和高潔品格,其實也就是作者自己。仇兆鰲《社詩詳註》說:“舊謂託棄以比逐臣,傷新猖狂老成凋謝而作。”陳沆《詩比興箋》說:“夫放臣棄,自古同情;守志貞居,君子所託。‘兄’謂同朝之人,‘高官’謂勳戚之屬,‘如玉’喻新之猖狂,‘山泉’明出處之清濁。摘花不擂,膏沐誰容;竹柏天真、衡門招隱。此非寄託,未之聞。”他的分析,確能指出《佳人》一詩運用比興寄託的特點。這種特點,在《詩經》以的詩歌創作中,是常見的手法了。不但如此,在詩歌理論中,比興也就成為強調作品的社會意義與政治意義的一個概念了。如陳子昂說齊梁間詩的“採麗競繁而興寄都絕”,居易說梁陳間詩‘率不過嘲風雪、花草而己。……於時‘六義,盡去矣!……世稱李杜,……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陳、都是反對齊梁綺靡形式主義的詩風,而提倡《詩經》的現實主義傳統的。陳提出“興寄”,提出‘六義”,於“六義”中特別強調“比興”。宋詞一般可以分為豪放、婉約兩個主要流派,但絕大多數詞人可說是屬於婉約派的。婉約派的特點之一,是以閨情離別為主要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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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漫話

詩經漫話

作者:程俊英
型別:詩歌散文
完結:
時間:2016-10-07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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