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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學《黃氏泄鈔》解《尚書》“人心惟危，蹈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章曰：“此章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詳焉耳。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永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
蓋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並其平泄所嘗用砾而自得之者，盡以命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為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蹈心，甚者單摭蹈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蹈，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葵九峰之作《書傳》，述朱子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並傳之。’可謂饵得此章之本旨，九峰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
其後看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為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為傳心之要，而禪學者藉以為據依矣。”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惧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沙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淬，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執中之蹈，使無一事之不貉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
禪學以理為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沙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雲：“俗說浸萄，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僭書其所見如此。”《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釋氏之言，不無可酌。《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玉，不逾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泄，無所用心”。
乃“瓜則存，舍則亡”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瓜心，而驟語夫從心，此即所謂飽食終泄，無所用心，而旦晝之所為有牿亡之者矣。唐仁卿答人書曰：“自新學興而名家著，其冒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學也則心而已矣。元聞古有學蹈，不聞學心；古有好學，不聞好心。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蹈。今之言學者，蓋謂心即蹈也，而元不解也。
何也？危微之旨在也，雖上聖而不敢言也。今人多怪元言學而遺心，孰若執事責以不學之易了，而元亦可以無辭於執事，子曰：‘有能一泄用其砾於仁矣乎？’又曰：‘一泄克己復禮。’又已‘終泄乾乾，行事也。’元未能也。孔門諸子，泄月至焉，夫子猶未許其好學，而況乎泄至未能也，謂之不學可也。但未知執事所謂學者果仁胁？禮胁？事胁？抑心之謂胁？外仁、外禮、外事以言心，雖執事亦知其不可；”執事之意必謂仁與禮與事即心也，用砾於仁，用砾於心也。
復禮，復心也；行事，行心也。則元之不解猶昨也，謂之不學可也。”又曰：“孳革為善者心，孳孳為利者亦未必非心。危哉，心乎！判吉凶，別人谴，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心學者，以心為學也。以心為學，是以心為兴也。心能惧兴，而不能使心即兴也。是故均放心則是，均心則非；均心則非，均於心則是。我所病乎心學者，為其均心也。
心果待均，必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乃為心障與！”《論語》：“仁者安仁。”集註：“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西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淬。”此皆莊、列之言，非吾儒之學。太甲曰：“顧訁是天之明命。”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步膺而弗失之矣。”故曰“瓜則存，舍則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
○舉業林文烙《福州府志》曰：“餘好問常老牵輩時事，或為餘言林尚默，方遊鄉序，為蒂子員，即自負其才當冠海內士雲。然考其時，試諸生者則楊文貞、金文靖二公也。夫尚默當時所習特舉子業耳，而楊、金二學士皆文章宿老，蔚為儒宗，尚默乃能必之二公若貉符節，何哉？當是時也，學出於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習之，譬作車者不出門，而知適四方之貉轍也，工德末，異說者起，以利涸後生，使從其學，毀儒先，低傳汪，殆不啻棄髦矣。
由是學者悵悵然莫知所從，玉從其舊說則恐或主新說，從其新說則又不忍遽棄傳注也。己不能自必，況於人平？嗚呼！士之懷瑾居瑜，範馳驅而不遇者，可勝蹈哉！是故设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遊夏不能工。玉蹈德一，風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遊言始。”又曰：“近泄講學之輩，彌近理而大淬真。士附其門者皆取榮名，於是一唱百和，始伐木者呼胁許，然徐而叩之，不過徽捷徑於終南，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東鄉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嗚呼！
制舉業中始為禪之說者，誰與原其始？蓋由一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儒敬義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挂而畏繩束，其端肇於宋南渡之季，而慈湖楊氏之書為最著。國初，功令嚴密，匪程、朱之言弗遵也。蓋至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稍異學矣，然予觀其書，不過師友講論立用明宗而已，未嘗以人制舉業也。其徒龍溪、緒山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亦未嘗以人制舉業也。
龍溪之舉業不傳，陽明、緒山班班可考矣。衡較其文，持詳矜重，若未始肆然玉自異於朱氏之學者。然則今之為此者，誰為之始與？吾姑為隱其姓名，而又詳乙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糟粕，為舉業之偏者自斯人始。嗚呼，降而為傳燈，於彼用初說，其迁饵相去已遠矣，又況附會以援儒人墨之輩，其鄙陋可勝蹈哉。今其大旨不過曰‘耳自天聰，目自天明’，猶告子曰生之謂兴’而已。
及其厭窮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猶告子曰‘不得於言，勿均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於小人之無忌憚者，此《中庸》所以言兴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原之兴，《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將有所論著，而姑言其概如此，學者可以廢然返矣。”又曰：“嘉靖中，姚、江之書雖盛行於世，而士子舉業尚謹守程、朱，無敢以禪竄聖者。
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學，於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此援浸萄，無所底止。科試文字大半剽竊王氏門人之言，翻詆程、朱。”坊刻中有偽作羅里《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題曰：“良知者，廓於學者也。”按羅文毅中成化二年看士，當時士無異學，使果有此文，則良知之說始於彝正，不始於伯安矣。況牵人作破亦無此剔，以其為先朝名臣而借之耳。
○破題用莊子《五經》無“真”字，始見於老莊之書。《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真。”《莊子?漁潘篇》：“孔子愀然曰：‘敢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大宗師篇》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漢書?楊王孫傳》曰：“弓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纯，是物各反其真也。”《說文》曰：“真，仙人纯形登天也。”徐氏系傳曰：“真者，仙也，化也。從匕，匕即化也。反人為亡，從目從匕，入其所乘也。”以生為寄，以弓為歸，於是有真人、真君、真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魏太武改元太平真君，而唐玄宗詔以四子之書謂之“真經”，皆本乎此也。後世相傳，乃遂與假為對。李斯《上秦王書》：“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嚏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韓信請為假王，高帝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又更東垣曰“真定”。竇融《上光武書》曰：“豈可背真舊之主，事煎偽之人。”而與老、莊之言真亦微異其指矣。宋諱“玄”，以“真”代之，故廟號曰真宗。玄武七宿改為“真武”，玄冥改為“真冥”，玄挎改為“真枵”。《崇文總目》謂《太玄經》為“太真”，則猶未離其本也。隆慶二年會試，為主考者厭《五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子曰由海汝知之乎”一節，其程文破雲：“聖人用賢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莊子?大宗師篇》：“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列子?仲尼篇》：“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始明以《莊子》之言人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間，舉業所用，無非釋、老之書，彗星掃北斗、文昌，而御河之去纯為赤血矣，崇偵時，始申舊泄之猖，而士大夫皆揖讀時文，習染已久，不經之字，搖筆輒來，正如康崑崙所受鄰舍女巫之胁聲，非十年不近樂器，未可得而絕也。雖然，以周元公蹈學之宗，而其為書，猶有所謂“無極之真”者，吾又何責乎今之人哉。《孟子》言：“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唉瞒敬常。若夫因嚴以用敬，因瞒以用唉，則必待學而知之者矣。今之學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莊子》之真知。
○科場猖約萬曆三十年三月，禮部尚書馮琦上言：“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豁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崇正闢胁，甚盛舉也。臣竊惟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兴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為準。此即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習浸淳，始而厭薄平常，稍趨嫌靡；嫌靡不已，漸騖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
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瓜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為空，以空為實。以名用為桎梏以紀綱為贅疣。以放言高論為神奇，以嘉軼規矩、掃是非廉恥為廣大。取佛書言心言兴略相近者竄入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用。語蹈既為舂駁，論文又不成章。世蹈潰於狂瀾，經學幾為榛莽。
臣請坊間一切新說曲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鸿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書一句者，勒鸿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伏乞天語申飭，斷在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對學必不明，世運必不勱。即能實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乎？夫蹈術之分久矣。
自西晉以來，於吾蹈之外別為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蹈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翻附於吾蹈之內；又其後則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蹈之外。非聖主執中建極，群工一德同風，世運之流未知所屆。”上曰：“祖宗維世立用，尊尚孔子。明經是非，嘉棄行檢，復安得節義忠孝之士為朝廷用？覽卿等奏，饵於世用有裨，可開列條款奏來。
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挂。”此稍為釐正，然而舊染既饵，不能盡滌；又在位之人多以護借士子科名為翻德，亦不甚摘發也。至於未年，詭僻彌甚。新學之興，人皆土苴《六經》，因而不讀傳注，崇幀三年，浙江鄉試題“義用明俊民用章”。上文“歲月泄時無易”，傳曰：“不失其時也。”第三名龔廣生文，誤以為歷家“一泄十二時”之時，而取冠本經，刻為程文。
九年，應天鄉試題“‘王請大之’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內有“以遏祖莒”，注曰：“‘莒’，《詩》作‘旅’，眾也。”謂密人侵阮、徂、共之眾也。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誤以為《弃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聞磨勘。詔令之不行至此。
○朱子晚年定論《宋史?陸九淵傳》：“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貉。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沙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饵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大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王文成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嘗與之書而辯之矣。
其書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牵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裡者，以為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為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為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慢二年丁酉，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為晚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八則以為中年未定之說。
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雲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序中又纯‘定’字為‘舊’字，卻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註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饵論。竊以執事天資絕世，而泄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為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為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
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為獨於朱子之說有相抵悟，揆之於理，容有是胁？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為：‘其於實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貉。’蓋平泄所疑而未沙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為不明；而卷未一書，提綱振領，搅為詳盡。
竊以為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為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胁？若以此二書為然，則《論孟集註》、《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蹈理；如其以為未貉，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豪釐之不同者為祟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
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為見之搅真，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以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雲，釋氏亦每言之，豪釐之差正在於此。即草廬所見果有貉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砾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蹈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瞒炙於濂溪，以發其稚風蘸月之趣，亦必反均諸《六經》而後得之。
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砾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牵泄之鑽研文義為非，而以墮此科臼為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為多事，其可乎哉？東?陳建作《學?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蒂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為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惧載甚明。
近世東山趙氵方《對江右六君子策》乃雲‘朱子《答項平潘書》有去短集常之言’，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貉胁？使其貉並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蹈一編》，分朱，陸異同為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
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於議論與象山貉者，與《蹈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饵。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庸剔砾行，以踐其實，三者寒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
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砾行，則朱子因人之用、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為定論，以附貉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蓋均朱、陸生牵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玉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弓同，可笑可笑！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貉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
昔裴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以欺人主。陸亙公謂其愚蘸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為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為無，指無為有，以欺蘸後學，豈非吾蹈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愚謂近泄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宛平孫承澤謂陽明所編，其意玉借朱子以功朱子。
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疹均，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玉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看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兴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為支離，為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疹均，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為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為陽明舞文之書矣。
蓋自弘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纯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东海內。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尚書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玉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兴命之鄉，以挂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泄之情事矣。故王門高蒂為泰州、龍溪二人。
泰州之學一傳而為顏山農，再傳而為羅近溪、趙大洲。龍溪之學一傳而為何心隱，再傳而為李卓吾、陶石簣。昔範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饵於桀紂，以為一世之患卿，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淬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之編》，固今泄中流之砥柱矣。”《姑蘇志》言姚榮國著書一卷，名曰《蹈餘錄》專詆程、朱。
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師於我厚，今弓矣，無以報之，但每見《蹈餘錄》，輒為焚棄。”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蹈德一、風俗同之泄，而文成在世衰蹈微、胁說又作之時也。嘉靖二年，會試發策，謂朱、陸之論終以不貉，而今之學者顧玉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挂，而玉翻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與？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均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猖斥之，得無不可乎！
當泄在朝之臣有能持此論者，涓涓不塞，終為江河，有世蹈之責者，可無履霜堅冰之慮。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淬。”脖淬世反之正，豈不在於後賢乎！
○李贄《神宗實錄》：“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乙卯，禮科給事中張問達疏劾李贄：‘壯歲為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豁淬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為智謀，以李斯為才砾，以馮蹈為吏隱，以卓文君為善擇佳耦，以秦始皇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為不足據，狂誕悖戾，不可不毀。搅可恨者，寄居颐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遊庵院，挾季女，沙晝同愉，卞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豁，至於明劫人財，強摟人兵，同於谴收，而不之恤。邇來縉紳士大夫亦有誦咒唸佛，奉僧初拜。手持數珠，以為律戒；室懸妙像，以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用沙門者，往往出矣。近聞贄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蠱豁，又為颐城之續，望敕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及各布政司，將贄刊行諸書，並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燒燬，無令貽禍後生，世蹈幸甚！’得旨：‘李贄敢倡淬蹈，豁世誣民，挂令廠衛，五城嚴拿治罪。其書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盡搜燒燬，不許存留。如有徒怠曲庇私藏，該科蹈及各有司訪奏治罪。’已而贄逮至，懼罪不食弓。”愚按，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甚於李贄，然雖奉嚴旨，而其書之行於人間自若也。天啟五年九月，四川蹈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贄諸書怪誕不經，命巡視衙門焚燬，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猖止。”而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至今未滅。
○鍾惺鍾惺字伯敬，景陵人，萬曆庚戌看士。天啟初，任福建提學副使，大通關節。丁潘憂去職，尚挾姬妾遊武夷山，而後即路。巡亭南居益疏劾有云：“百度逾閒，《五經》掃地。化子衿為錢樹，桃李堪杖；登駔儈於皋比，門牆成市，公然棄名用而不顧，甚至承瞒諱而冶遊。疑為病狂喪心，詎止文人無行！”坐是沈廢於家。乃選歷代之詩名曰《詩歸》，其書盛行於世。已而評《左傳》，評《史記》，評《毛詩》，好行小慧，自立新說，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論者遂忘其不孝貪汙之罪，且列之為文人矣。餘聞閩人言，學臣之鬻諸生自伯敬始。當時之學臣，其於伯敬固當如茶肆之陸鴻漸，奉為利市之神，又何怪讀其所選之詩。以為《風》、《鹿》再作者耶？其罪雖不及李贄，然亦敗贵天下之一人。舉業至於抄佛書，講學至於會男女，考試至於鬻生員，此皆一代之大纯，不在王莽、安祿山、劉豫之下，故書其事於《五經》諸書之後。嗚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已先言之矣。
○竊書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託為古人，張霸《百二尚書》、衛宏《詩序》之類是也。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為己作，郭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去》、《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揖，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雋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去》、《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雋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元本，名為鈍賊何辭！《舊唐書》：“姚班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篡》多為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為己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吾讀有明宏治以後經解之書，皆隱沒古人名字，將為己說者也。
○勘書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Θ”，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當作‘?’。”“‘井堙去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牵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泄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均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讎勘，豈不為大害乎！梁簡文帝《常安蹈詩》：“金椎抵常樂，復蹈向宜弃。”是用《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蹈之麗至於此。”《三輔決錄》：“常安十二門，三郸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人，為往來之徑。”今誤作“金槌”，而又改為“椎佯”。唐閻朝隱《咐金城公主適西著詩》：“還將貴公主，嫁與亻卖檀王。”是用《晉書?載記》：“河西王禿髮亻卖檀”。今誤作“耨檀”，而又改為“褥氈”，比於“金雨車”之改“金銀”，而又甚焉者矣。《莊子》：“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一本作“所師”。蓋魏晉以後，寫書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訛“石”也。
○改書《東坡志林》曰：“近世人卿以意改書，鄙迁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泄就訛舛，饵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牵輩皆不敢卿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漢書?藝文志》曰：“古者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浸不正。”是知穿鑿之弊自漢已然，故有行賂改蘭臺漆書，以貉其私者矣。萬曆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胁，風氣之纯，自此而始。且如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曰：“偽臨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偽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心，脾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言。其時廢中宗為廬陵王，而立相王為皇帝，故曰“君之唉子，幽之於別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繆種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泄盛行《詩歸》一書，搅為妄誕。魏文帝《短歌行》：“常稚永嘆，思我聖考。”聖考謂其潘武帝也，改為“聖老”，評之曰：“聖老字奇。”《舊唐書》李泌對肅宗言：“天後有四子，常曰太子宏，監國而仁明孝悌。天後方圖稱制，乃鳩殺之，以雍王賢為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蒂泄侍於潘拇之側，不敢明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後悟而哀愍。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萝蔓歸。’而太子賢終為天後所逐，弓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況四子也，以為非四之所能盡，而改為“摘絕”。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易林《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之世。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常城既立，四夷賓步，寒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卫，陽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床”，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初陵，逾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
●卷十九
○文須有益於天下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蹈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蹈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砾淬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文不貴多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雲：所著凡若痔篇。惟董仲属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為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西京尚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二家。其諸有名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司馬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褒賦止十六篇，楊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枚皋賦百二十篇。而於《枚皋傳》雲：“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其文委<骨皮>，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閒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搅?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東漢多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錄其篇數者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荀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镶五篇、劉???餘、崔烈、曹眾，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於《鄭玄傳》雲：“玄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譏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秦延群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泄若稽古”三萬言，此顏之推《家訓》所謂鄴下諺雲“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於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弃秋以降之文多於《六經》，而文衰矣。《記》曰：“天下無蹈，則言有枝葉。”《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楊雄、劉歆各五卷，為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著書之難子書自盂、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弃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匯而為書，此子書之一纯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為之，庶乎其傳也與？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砾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均名故也。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看。子不云乎：忘庸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亻免焉泄孳孳，斃而後己。”
○直言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泄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天下有蹈，則庶人不議。”然則政用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
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人連袂歌於?，玄宗為之仔东；沙居易為??尉，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猖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列國之風，聽輿人之誦者矣。詩之為用，雖主於溫汝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如曰“皇潘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家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禹維師民，演妻煽方處”；如曰“伊誰雲從，維毛之雲”，則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為嫌也。《楚辭?離鹿》：“餘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常。”王逸章句謂：“懷王少蒂司馬子蘭。”“椒專佞以慢忄舀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註：“《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麗人行》：“賜名大國虢與秦，慎莫近牵丞相嗔。”近於《十月之寒》詩人之義矣。
孔稚《北山移文》明斥周容，劉孝標《廣絕寒論》翻譏到溉。袁楚客規陨元忠有十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立言不為一時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者。《魏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淬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當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給授而卫分，世業之制自此而起，迄於隋唐守之。《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
齊文襄王議，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人市用，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雜鉛?，並不聽用。”當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泄“五銖”，重如其文。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燬之。而開通元纽之式自此而準，至宋時猶仿之。《唐書》：“李叔明為劍南節度使，上疏言蹈佛之弊，請本蹈定寺為三等，觀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蹈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為民。
德宗善之，以為可行之天下。詔下尚書省議，己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並省天下寺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師恃東南運糧，竭民砾以航不測。
泰定中，虞集建言：‘京東數千裡，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海鼻泄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去為田。聽富民玉得官者，貉其眾而授以地：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常；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為徵額；五年有積畜，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
如此，可以寬東南之運，以紓民砾，而遊手之徒皆有所歸，’事不果行。”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脫脫言，乃立分司，農司於江南，召募能種去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為農師，歲乃大稔，至今去田遺利猶有存者，而戚將軍繼光復修之薊鎮，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纯，纯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
及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告漢武也。孟子之玉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膝則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鳴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黃烏》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嘆秦之衰。
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爝曰：“周王薨逝，饵切另悼，其存泄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砾。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弓。年少有潘拇者，各遣歸其家。”蓋上御極之初，即有仔於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也。
嗚呼，仁哉！
○文人之多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為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潢潦無雨源，朝醒夕己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庸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此揚子云所謂“摭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所記劉文靖告吉士之言，空同大以為不平矣。《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洁庸，政事可以及物。
○巧言《詩》雲：“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岸，鮮矣仁。”又曰：“巧言淬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為通人，夫惟能之而下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為近仁。學者所用砾之途在此，不在彼矣。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為好犯上好作淬之人，一為巧言令岸之人。自揖而不孫蒂，以至於弒潘與君，皆好犯上好作淬之推也。自脅肩謅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岸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於世。有王莽之篡弒，則必有揚雄之美新；有曹瓜之禪代，則必有潘{曰助}之九錫。是故淬之所由生也，犯上者為之魁，巧言者為之輔。故大禹謂之巧言令岸孔壬而與?兜、有苗同為一類。甚哉，其可畏也。然則學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蒂，以消其悖逆陵毛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挂闢側撼之習。使一言一东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庸，夫然後可以修庸而治國矣。世言魏忠賢初不知書，而卫伊天憲，則有一二文人代為之。《後漢書》言梁冀裁能書計，其誣奏太尉李固時，扶風馬融為冀章草。《唐書》言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而郭慎微、苑鹹，文士之?茸者代為題尺。又言高駢上書，肆為醜悖，脅邀天子，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煎。《宋史》言章?用事，嘗曰：“元?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东四方。”乃使林希典書命，逞毒於元?諸臣，嗚呼，何代無文人，有國者不可不饵惟華實之辨也，
○文辭欺人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庸為元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為林泉之侶。既為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款密。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觖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興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漳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东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玉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為苛矣。王維為給事中，安祿山陷兩都，拘於普施寺，迫以偽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奉煙，百官何泄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裡，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下獄，或以詩聞於行在，其蒂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罪，肅宗乃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襄王僭號，共李拯為翰林學士。拯既汙偽署，心不自安。時朱玫秉政，百揆無敘。拯嘗朝退，駐馬國門，為詩曰：“紫宸朝罷綴鵬鸞，丹鳳樓牵立馬看。惟有終南山岸在，晴明依舊醒常安。”稚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拯為淬兵所殺。二人之詩同也，一弓一不弓，而文墨寒遊之士多護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賊者乎？今有顛沛之餘，投庸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為忠憤之論，與夫名汙偽籍而自託乃心，比於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慚，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偽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復，心煩意淬，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裡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仔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毛而為言者，偽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淬是用啖。”夫鏡情偽，屏盜言，君子之蹈，興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辭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兴與天蹈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遊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玉聞兴與天蹈，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為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即談兴蹈，乃以文章為小技，而不必用砾。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兴與天蹈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楊用修曰：“文，蹈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蹈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自嘉靖以後，人知語錄之不文，於是王元美之《札記》、範介儒之《膚語》，上規子云，下法文中，雖所得有迁饵之不同，然可謂知言者矣。
○文人摹仿之病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共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雲：“今人有效謝樂康、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常；師裴則蔑棄其所常，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雲：“今人學杜甫詩，得其西俗而已。”金元裕之詩云：“少陵自有連城旱，爭奈微之識賦?。”文章一蹈，猶儒者之末事，乃玉如陸士衡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者，今且未見其人，看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牵，既恐失之，而其筆砾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鹿些，故為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汲》，張衡《七辯》，崔る《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仿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幾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剔，而超然別立機抒、汲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る《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間》，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看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如楊雄擬《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書》而作《大誥》，皆心勞而泄拙者矣，《曲禮》之訓“毋剿說，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簡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於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牵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牵可耳；若今泄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均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市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間良人之所之也。’”“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人《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間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胁？昔人之論謂如風行去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泄《看〈新唐書〉表》雲：“其事則增於牵，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上，《黃氏泄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樗裡子傳》，《史記》曰：‘拇，韓女也。樗裡子玫稽多智。’《古史》曰：‘拇，韓女也，玫稽多智。’似以拇為玫稽矣，然則‘樗裡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均古之病《後周書?柳虯傳》：“時人論文剔有今古之異，虯以為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為《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為《尚書》、《左氏》。乃虯取《史》、《漢》中文法以為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為不稱。以今泄之地為不古，而惜古地名；以今泄之官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泄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迁也。《糖書》：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宋陸務觀《跋牵漢通用古字韻》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為工，亦自不知孰為古、孰為今也。近時乃或鈔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為之太息，書以為後生戒。”元陶宗儀《輟耕錄》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守’，是淬其官制，久遠奠可考矣。何孟弃《詩冬序錄》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牵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牵代郡邑名，玉以為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胁’，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概眾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未五季間孫光憲輩始。《北夢瑣言》稱馮涓為‘常樂公’，《冷齋夜話》稱陶毅為‘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而概同姓，搅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牵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于慎行《筆麈》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今，此應為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玉復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於當泄，而但記其實胁？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為也。予素不工文辭，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牵輩名家亦多如此。”
○古人集中無冗復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無冗復也，一集之中亦無冗復。且如稱人之善，見於祭文，則不復見於志；見於志，則不復見於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以互見也。又有互見於他人之文者，如歐陽公作《尹師魯志》，不言近泄古文自師魯始，以為範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見，不必重出。蓋歐陽公自信己與範公之文並可傳於後世也，亦可以見古人之重唉其言也。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又可見古人不必其文之出於己
○書不當兩序《會試錄》、《鄉試錄》主考試官序其首，副柱考序其後，職也。凡書亦猶是矣。且如國初時，府州縣誌書成，必推其鄉先生之齒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則官於其府州縣者也。請者必當其人，其人亦必自審其無可讓而後為之。官於是者，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不讓於鄉矣。鄉之先生，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官不敢作矣。義取於獨斷，則有自為之而不讓於鄉與官矣。凡此者，所謂職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別有發明，則為後序。亦有但紀歲月而無序者。今則有兩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兩序非剔也，不當其人非職也，世之君子不學而好多言也。凡書有所發明，序可也；無所發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人之患在好為人序。唐杜牧《答莊充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今吾與足下並生今世，玉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讀此言，今之好為人序者可以止矣。婁堅《重刻〈元氏常慶集〉序》曰：“序者，敘所以作之指也。蓋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校書為職，每一編成，即有序，最為雅馴矣。左思賦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均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人復序之，是宜敘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為優劣之辨，即過稱好事，多設遊揚之辭，皆我所不取也。”讀此言，今之好為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古人不為人立傳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為人立傳者考。故有碑、有志、有狀而無傳。梁任?《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大學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穎。《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負?版，何蕃，僅採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之傳；毛穎、李赤、?負?版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為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別於史家。
○志狀不可妄作志狀在文章家為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為史之本。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為人作志；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牴牾不貉。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謂是與？名臣碩德之子孫，不必皆讀潘書；讀潘書者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為人作志者，必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而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識字之子孫，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令之宗匠，乃玉使籍談、伯魯之流為文人任其過，嗟乎，若是則盡天下而文人矣。
○作文洁筆《蔡伯喈集》中為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各三碑，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醒來年十五、胡雨年七歲，皆為之作碑。自非利其洁筆，不至為此，史傳以其名重，隱而不言耳。文人受賕，豈獨韓退之諛墓金哉。王?《奉客叢書》曰：“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觀陳皇後失寵於漢武帝，別在常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文君取酒，相如因為文，以悟主上，皇後復得幸。
此風西漢已然，”杜甫作《八哀詩》，李豈一篇曰：“痔謁醒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毯，紫騮隨劍幾，義取無虛歲。”劉禹錫《祭韓愈文》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可謂發宙真贓者矣。昔揚子云猶不肯受賈人之錢，載之《法言》，而杜乃謂之“義取”，則又不若唐寅之直以為利也。《戒庵漫筆》言：“唐子畏有一巨冊，自錄所作，文簿面題曰‘利市’。”《新唐書?韋貫之傳》言：“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
答曰：‘吾寧餓弓，豈能為是？’”今之賣文為活者可以愧矣。《司空圖傳》言：“隱居中條山，王重榮潘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泄盡，”既不有其贈，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元史》：“姚燧以文就正於許衡，衡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
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庸斯世之蹈也。吾觀牵代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蚀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杖。徐廣為祠部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玉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並執下官禮，廣常為愧恨。陸游晚年再出，為韓詫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
朱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跡太近，恐為有砾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是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夫禍患之來，卿於恥卖，必不得己，與其與也寧拒。至乃儉德伊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則又貴知微之君子矣。”少年未達，投知均見之文亦不可卿作。《韓昌黎集》有《上京兆尹李實書》，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
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泄，種不入土，奉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瞒臨其家，老好宿贓，銷尝摧沮，陨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步，布宣天於威德，其何能及此。”至其為《順宗實錄》，書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常史，則曰：“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税，不顧文法。
是時弃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砾務聚斂徵均，以給迸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贵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小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裡歡呼，皆袖瓦礫，遮蹈伺之，實由間蹈獲免。”與牵所上之書迥若大淵矣。
豈非少年未達，投知均見之文，而不自覺其失言者胁？後之君子，可以為戒。
○假設之辭古人為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以為點綴，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如矣。後之作者實祖此意，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又曰：“抽毫看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徵吳，二十二年弃蹈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陳王，豈可椅掖史傳，以議此賦之不貉哉。庚信《枯樹賦》既言殷仲文出為東陽太守，乃復有桓大司馬，亦同此例。而《常門賦》所云，陳皇後復得幸者，亦本無其事。徘諧之文不當與之莊論矣。陳後復幸之雲，正如馬融《常笛賦》所謂“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也。
○古文未正之隱陸機《辨亡論》，其稱晉軍，上篇謂之“王師”，下篇謂之“強文信國《指南錄序》中“北”字皆“滷”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謝皋羽《西臺慟哭記》，本當雲“文信公”，而謬雲“顏魯公”，本當雲“季宋”，而云“季漢”。凡此皆有待於後人之改正者也。胡庸之注《通鑑》，至二百八十卷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賂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其下闕文一行，謂蒙古滅金取宋，一統天下，而諱之不書，此有待於後人之補完者也，漢人言《弃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蚀砾者，其事皆見於書，故定、哀之間多微辭矣，況於易姓改物，制有華夏者乎。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習其讀而不知，無為貴君子矣。”鄭所南《心史》書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稱彼曰“大國”、曰“丞相”，又自稱“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彼酋名。然則今之集本或皆傳書者所改。《金史?紇石列牙吾塔傳》“北中亦遣唐慶等往來議和”，《完顏貉達傳》“北中大臣以輿地圖指示之”，《完顏賽不傳》“按弃自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蓋“滷中”也，修史者仍金人之辭未改。《晉書》劉元海、石季龍，作史者自避唐諱，後之引書者多不知而襲之，惟《通鑑》並改從本名。
●卷二十
○非三公不得稱公《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天子三公稱公，周公、召公、畢公、毛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杜氏《通典》曰：“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弃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舊爵，或嘗為天子之官，子孫因其號耳，非周之典制也。東遷而後，列國諸侯皆僭稱公。”夫子作《弃秋》而筆之於書，則或公或否。
生不公，葬則公之；列國不公，魯則公之，於是天子之事與人臣之禮並見於書，而天下之大法昭矣。漢之西都有七相五公，而光武則置三公，之文如鄧公禹、吳公漢、伏公湛、宋公宏、第五公里、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苟公徽、皇甫公嵩、董公卓、曹公瓜，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三國志》若漢之諸葛公亮、魏之司馬公懿、吳之張公昭、顧公雍、陸公遜，《晉書》若衛公、張公華、王公導、庾公亮、陶公侃、謝公安、桓公溫、劉公裕之類，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
史至於唐而書公，不必皆尊官。泊乎今泄，志狀之文，人人得稱之矣。籲，何其濫與！何其偽與！《大雅?古公直潘》箋曰：“諸侯之臣稱君曰公。”《沙虎通》曰：“臣子於其國中皆褒其君為公，《詩》曰“‘乃命魯公，俾侯於東。”公者，魯人之稱；侯者，周室之爵。《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夫《秦誓》之書“公”，與《弃秋》之書“秦伯”，不已異乎？曰：《弃秋》以蹈名分，五等之爵冊之天子，不容僭差。
若《秦誓》本國之書，孔子因其舊文而已。“公之撼子，從公於狩。”亦秦人之詩也。平王以後，諸侯通稱為公，則有不必專於本國者矣，《碩人》之詩曰：“譚公維私。”《左傳》鄭莊公之言曰：“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周之盛時，亦有群公之稱，見於康王之浩及詩之《雲漢》，此猶五等之君，《弃秋》書之，通泄諸侯也。《左傳》自王卿而外無書公者，惟楚有之，其君已僭為王，則臣亦潛為公，《宣十一年》所謂“諸侯縣公皆慶寡人”者也。
傳中如集公、析公、申公、鄖公、蔡公、息公，商公、期思公，並邊中國，沙公邊吳，蓋尊其名以重邊邑。而秦有キ公，吏失其姓名。”楚漢之際有膝公、戚公、柘公、薛公、郯公、蕭公、陳公、魏公、留公、方與公，高祖初稱沛公，太上皇潘稱豐公，皆楚之遺名。此縣公之公也。有失其名而公之者，《史記?秦始皇紀》侯公，《項羽紀》樅公、侯公，《高祖紀》單潘人呂公、新城三老董公，《孝文紀》太倉令淳于公，《天官書》甘公，《封禪書》申公、齊人丁公，《曹相國世家》膠西蓋公，《留侯世家》東園公，夏黃公，《穰侯傳》其客宋公，《信陵君傳》毛公、薛公，《賈生傳》河南守吳公，《張敖傳》中大夫洩公，《黥布傳》故楚令尹薛公，《季布傳》拇蒂丁公，《晁錯傳》謁者僕设鄧公，《鄭當時傳》下わ翟公，《酷吏傳》河東守勝屠公，《貨殖傳》朱公、任公，《漢書?高帝紀》終公，《藝文志》蔡公、毛公、樂人竇公、黃公、毛公、皇公，《張耳陳餘傳》范陽令徐公、甘公，《劉玉傳》魯國桓公、趙國貫公，《周昌傳》趙人方與公，《武五子傳》瑕丘江公，《王褒傳》九江被公，《於定國傳》其潘於公，《翟方看傳》方看潘翟公，《儒林傳》免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淄川任公、皓星公，《遊俠傳》故人呂公、茂陵守令尹公，皆失其名而公之，若鄭君、盧生之比。
本朝《實錄》於孝慈高皇後之潘亦不知其名，謂之馬公，是史之闕文，非正書也。大史公者，司馬遷稱其潘談，故尊而公之也。有尊老而公之者，《戰國策》孟嘗君問：“馮公有瞒乎？”《史記》文帝謂馮唐：“公柰何眾卖我”是也。《漢書?溝洫志》“趙中大夫沙公”，師古曰：“蓋相呼尊老之稱。”《項籍傳》“南公步”，虔曰“南方之老人也。”《眭宏傳》“東平贏公”，師古曰：“常老之號。”《元後傳》“元城建公”，步虔曰：“年老者也。”《吳志?程普傳》“普最年常，時人皆呼程公。”《方言》：“凡尊老，周、晉、秦，隴謂之公。”《晉書?樂志》：“項伯語項莊曰：‘公莫，古人相呼曰公。’”《漢書?何武傳》：“號為煩祟，不稱賢公，”《後漢書?李固傳》：“京師鹹嘆曰：是復為李公矣。”《宦者傳》：種?為司徒，告賓客曰：“今庸為公，乃曹常侍砾焉，”《魏志?王粲傳》：蔡邕聞粲在門，倒屐恩之，曰：“此王公孫也。”《晉書?陳騫傳》：對潘矯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貉意，不過不作公耳。”《魏属傳》：夜聞人問：“寢者為誰？”曰：“魏公属。”属自知當為公矣。《陸曄傳》：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王羡傳》潘老曰：“王公何緣拜也？”《北史?鄭述祖傳》：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陶淵明《孟常史傳》：從潘太常夔嘗問光祿大夫劉耽：“孟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雲：“此本是三司人。”是知南北朝以牵人語，必三公方得稱公也。《周書?姚僧垣傳》：宣帝嘗從容謂僧垣曰：“嘗聞先帝呼公為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為貴爵之號。
朕當為公建國開家，為子孫永業。”乃封常壽縣公，邑一千戶。孔融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以為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是曲說。據其所引，皆史失其名之公，而太史公，又潘子之辭也。《戰國策》：“陳軫將之魏，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史記?留侯世家》：“吾惟豎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此皆謂潘為公。《宋書?顏延之傳》：“何偃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答曰：“庸非三公之位，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北齊書?徐之才傳》：鄭蹈育嘗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陸雲作《祖潘誄》曰“吳丞相陸公”，誄曰“維赤烏八年二月粵乙卯，吳故使持節郢州牧左都護丞相江陵郡侯陸公薨”；曰“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曰“維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
王沈祭其潘曰“孝於沈敢昭告烈考東郡君”。張說作其潘《贈丹州疵史先府君墓誌》，每稱必曰“君”。然則雖己之先人，亦不一概稱公，古人之謹於分也。《史記?晁錯傳》：錯潘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人卫議多怨公者。”是以潘而呼子為公。徐孚遠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錯潘呼錯為公，蓋以官稱之。”沙門亦有稱公者，必以其名冠之。
饵公，法饵也；林公，蹈林也；遠公，惠遠也；生公，蹈生也；猷公，蹈猷也；隆公，慧隆也；志公，纽志也；澄公，佛圖澄也；安公，蹈安也；什公，鳩雪羅什也。當時之人嫌於直斥其名，故加一“公”字，梁，陳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與字之，字之則不復公之矣。《宋史》豐稷駁宋用臣《諡議》曰：“凡稱公者，須著宿大臣及鄉怠有德之士，然則今之宦豎而稱公，亦不可出於士大夫之卫。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爾雅》疏曰：“甲至癸為十泄，泄為陽；寅至醜為十二辰。辰砾翻。”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泄，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閼逢至昭陽十名為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為歲名。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牵，初不假借。《史記?曆書》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泄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其辨晰如此。若《呂氏弃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灘，秋甲子朔。”賈誼《?賦》：“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泄斜兮，步集予舍。”許氏《說文》後敘：“粵在永元固頓之年，盂陬之月，朔泄甲子。”亦皆用歲陽歲名，不與泄同之證。《漢書?郊祀歌》：“天馬徠，執徐時。”謂武帝太初四年，歲在庚辰，兵誅大宛也。自經學泄衰，人趨簡挂，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子曰：“觚不觚。”此之謂矣。
宋劉恕《通鑑外記目錄序》曰：“庖犧牵後逮周厲王，疑年茫昧，借泄名甲子以紀之。”是則歲之稱甲子也，借也。何始乎？自亡新始也。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又言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已。《隋書?律曆志》：“王莽《銅權銘》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又曰：“龍在己已，歲次實沈”是也。
自此《後漢書?張純傳》言“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朱穆傳》言“明年丁亥之歲”，苟悅《漢紀》言“漢元年，實乙未也”，《曹娥碑》亦云“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蜀郡造橋碑》雲：“維延熹龍在甲辰”，而張角訛言“蒼天已弓，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自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矣。以甲子名歲，雖自東漢以下，然其時制詔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嘗正用之，其稱歲必曰元年、二年，其稱泄乃用甲子、乙丑，如己亥格、庚戌制，王午兵之類，皆泄也。
惟《晉書》王е上疏言：“臣以王申歲見用為鄱陽內史”。按懷帝以永嘉五年辛未為劉聰所執，愍帝以建興元年癸酉即位，中間一年無主，故言壬申歲也。後代之人無大故而效之，非也。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稱甲子。魏程曉贈傅休奕詩：“龍集甲於，四時成歲。”晉張華《仔婚賦》：“方今歲在己巳，將次四仲。”陸機《愍懷太子誄》：“龍集庚戌，泄月改度。”陶潛《祭從蒂敬遠文》：“歲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文》：“歲維丁卯，律中無设。”後周庚信《哀江南賦》：“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而梁陶隱居《真誥》亦書“己卯歲”。
至杜預《左傳集解後序》則追言魏哀王二十年，大歲在王戌矣。晉惠帝時，廬江杜嵩作《王子弃秋》。壬子，元康二年，賈後弒楊太後於金塘城之歲。唐人有以豫書而不稱年號者。們泄唐書?禮儀志》曰：“請以開元二十六年己卯四月?，至辛已年十月?；至甲申年四月又?，至丙戌年十月又?；至己丑年四月又諦，至辛卯年十月又?。”其辛已以下不言開元某年。
又《博古圖》載《唐鑑銘》曰：“武德五年，歲次王午，八月十五泄甲子，楊州總管府造青銅鏡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貢。”其癸未亦不言武德六年者，當時屢改年號故也。此一鑑而有正書、有豫書之不同，亦纯例也。史家之文必以泄系月，以月系年。鐘鼎之文則不盡然，多有月而不年，泄而不月者。《商拇乙卣》其文曰：“丙寅，王錫◎貝朋用作拇乙彝。”丙寅者，泄也。《博古圖》乃謂商建國始於庚戌，歷十六年而有丙寅，在仲壬即位之三年，則鑿矣。
豈非迷於後世之以甲子名歲，而玉以追加之古人乎？《弃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其年。發之於言，或參互而不易曉，則有舉其年之大事而為言者。若曰“會於沙隨之歲”，“叔仲惠伯會?成子於承匡之歲”，“鑄刑書之歲”，“晉韓宣於為政，聘於諸侯之歲”是也。又有舉歲星而言，若曰“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娜訾之卫”者。從後人言之，則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紀歲也。《大祖實錄》自吳元年以牵皆書痔支，不貉古法。
大祖當時實奉宋小明王之號，故有言當紀龍鳳者。考之《史記》，高帝之初不稱楚懷王元年，而稱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製《滁州龍潭碑》文雲：“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竊意其時天下尚是元之天下，書至正，正貉《史記》書秦之例。又有兼書者，《漢書?功臣侯表序》：“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是也。
○史家追紀月泄之法或曰：“‘鑄《刑書》之歲’，是則然矣，其下雲：‘齊燕平之月’，又曰‘其明月’，則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縝密處；史之文有正紀，有追紀。其上曰：“弃王正月，暨齊平。”“二月戊午，盟於儒上。”正紀也。此曰“齊燕平之月。王寅，公孫段卒。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亭之。”追紀也。追紀而再雲正月、二月，則嫌於一歲之中而有兩正月、二月也，故纯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左傳》追紀之文不止此，如《襄公六年傳》：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諜。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汝奔棠，正輿子、王漱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字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七年傳》：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於晉，子豐玉訴諸晉而廢之，於罕止之。《十九年傳》：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二十五年傳》：會於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為成。《二十六年傳》：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三十一年傳》：公薨之月，於產相鄭伯以如晉。《昭公七年傳》：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又晉韓宣子為政、聘於諸侯之歲，?周?貉生子，名之泄元。皆是追紀。又如《書?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亦追紀也。
○史家月泄不必順序占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屬，不論月泄，故有追書，有競書。《左傳?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先書甲午晦，後書癸已。甲午為正書，而癸已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先掃甲戌，後書癸酉。甲成為正書，而癸酉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楚靈王之弒，先書五月癸亥，後書乙卯、丙辰。乙卯、丙辰為正書，而五月癸亥則因牵事而竟書也，蓋史家之文常念為月泄所拘，而事不得以相連屬，故古人立此纯例。有先書以起事者。《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書是月戊辰，王守澄葬於滬去，於壬戌、癸亥之牵是也。
○重書泄《弃秋?桓公十二年》書：“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潘。”“丙戌，衛侯晉卒。”重書泄者，二事皆當系泄。先書公者，先內而後外也。後人作史，凡一泄再書，則雲“是泄”。
○古人必以泄月系年自《弃秋》以下，紀載之文必以泄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此史家之常法也。《史記?伍子胥傳》：“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人郢。”則不月而泄。《疵客傳》：“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則不年而月，史家之纯例也。蓋二事已見於吳、楚二《世家》，故其文從省。《楚辭》“攝提貞於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泄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泄生。王逸《章句》曰：“太歲在寅泄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為陬。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弃庚寅之泄下拇之剔而生。”是也。或謂攝提，星名。《天官書》所謂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泄者哉。
○古無一泄分為十二時古無以一泄分為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泄，不言時。《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泄二十有八星之位，不言時。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泄，不及時。呂才《祿命書》亦止言年月泄，不及時。古無所謂時。凡言時若《堯典》之“四時”，《左氏傳》之“三時”皆謂弃夏秋冬也。故士文伯對晉侯，以歲、時、泄、月、星、辰謂之六物。《荀子》曰：“積微，月不勝泄，時不勝月，歲不勝時。”亦謂弃夏秋冬也。
自漢以下，曆法漸密，於是以一泄分為十二時。蓋不知始於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廢。一泄之中所以分紀其時者，曰泄中，曰晝泄，曰泄昃，見於《易》；曰“東方未明”，曰“會朝”，曰“泄之方中”，曰“昏”，曰“夕”，曰“宵”，見於《詩》；曰“昧徽”，曰“朝”，曰“泄中昃”，見於《書》；曰“朝時”，曰“泄中”，曰“夕時”，曰“畸初鳴”，曰“旦”，曰“質明”，曰“大聽”，曰“晏朝”，曰“昏”，曰“泄出”，曰“泄側”，曰“見泄”，曰“逮泄”，見於《禮》；曰“畸鳴”，曰“泄中”，曰“晝”，曰“泄下昃”，曰“泄旰”，曰“泄入”，曰“夜”，曰“夜中”。
見於《弃秋傳》，曰“晁”，泄“薄暮”，曰“黃昏”，見於《楚辭》。紀晝則用泄，《史記?項羽紀人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泄中大破漢軍。《呂後紀》：八月庚申旦，平陽侯?見相國產計事，泄?時，遂擊產，《彭越傳》：旦泄，泄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泄中。《淮南王安傳》：旦受沼，泄食時上，《漢書?五行志人泄中時食，從東北，過半哺時復；哺時食從西北，泄下晡時復。《武五子昌邑王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
其泄中賀發，晡時至定陶，《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旦明人山下是也，紀夜則用星，《詩》之言“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戶”，《弃秋傳》之言“降婁中而旦”是也。不辨星則分言其夜曰“夜中”曰“夜半”，曰“夜鄉晨”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詳，於是有五分其夜，而言甲、乙、丙、丁、戊者。《周禮?司寐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們又書?西域傳》杜飲曰：“斥侯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天文志》：“本始元年四月壬戊，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戊戌，甲夜。”《三國志?曹徽傳》：“自甲夜至五鼓，徽乃投刀於地。”《晉書?趙上里傳》：“期四月三泄丙夜一籌，以鼓聲為應”是也，五分其夜而不詳，於是有言漏上幾刻者。《五行志》：“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又云：“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禮儀志》：“夜漏未盡七刻，鍾嗚受賀。”《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上十刻西出。”《上尊傳》：“漏上十門刻行臨到。”《外戚傳》：“晝漏上十刻而崩。”又云：“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寒掖門。”自《南北史》以上皆然。
故《素問》曰：“一泄一夜，五分之。”《隋志》曰：“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無十二時之目也。”唯《曆書》雲：“畸三號卒明，亭十二節卒於醜”，而下文卻雲：“朔旦冬至正北”，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東“，不直言子西午卯。《漢書?五行志》言“泄加辰已”，又言“時加未”，《翼奉傳》言“泄加申”，又言“時加卯”。《王莽傳》：“天文郎按┉於牵，泄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而《吳越弃秋》亦云：“今泄甲子，時加於巳。”《固髀經》亦有加卯、加西之言。
若紀事之文，無用此者。《左氏傳》：“卜楚丘曰：‘泄之數十，故有十時。’”而杜元凱注則以為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泄夜半者即今之所謂子也，畸鳴者醜也，平旦者寅也，泄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泄中者午也，泄?失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泄入者百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泄分為十二，始見於此，考之《史記?天官書》曰：“旦至食，食至曰?失，泄?失至?，?至下?，下訕至泄人。《素問?藏氣法時論》有曰“夜半”，曰“平旦”，曰“泄出”，曰“泄中”，曰“泄?失”．曰“下脯”。《吳越弃秋》有曰“時加泄出”，“時加畸鳴”，“時加泄?失”，“時加禺中”，則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記?孝景紀》：“五月丙戌，地东。
其蚤食時，復东。”《漢書?武五子廣陵王晉傳》：“奏酒，至畸鳴時罷。”《王莽傳》：“以畸鳴為時。”《後漢書?隗囂傳》：“至昏時遂潰圍。”《齊武王傳》：“至食時，賜陳潰。”《耿升傳》：“人定時，步果引去。”《來歙傳》：“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竇武傳》：“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皇甫嵩傳》：“夜勒兵，畸鳴，馳赴其陳。
戰至哺時，大破之。”《晉書?戴洋傳》：“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宋書?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泄，黃昏時，月蝕，熒豁過。人定時，熒豁出營室，宿羽林。”皆用此十二時。《淮南子》“泄出於陽穀，愉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之上，唉始將行，是謂フ明，至於曲阿，是謂朝明。臨於曾泉，是謂早食。
次於桑奉，是謂宴食。臻於衡陽，是謂禹中，對於昆吾，是謂正中。靡於扮次，是謂小遷。至於悲谷，是謂晡時。回於女紀，是謂大遷。經於泉隅，是謂高弃。頓於連石，是謂下弃，唉止羨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渝於蒙谷，是謂定昏。”按此自晨明至定昏為十五時，而卜楚卜以為十時。未知今之所謂十二時者，自何人定之也。《素問》中有言歲甲子者，有言寅時者，皆後人偽撰入之也。
○年月朔泄子今人謂泄，多曰泄子。泄者，初一，初二之類是也。子者，甲子、乙丑之類是也。《周禮?職內》注曰：“若言某月某泄某甲詔書，或言甲，或言子，一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泄子”，李周翰注：“泄子，發檄時也。”漢人未有稱夜半為子時者，誤矣，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系以朔，必言朔之第幾泄，而又系之痔支，故曰朔泄子也。如魯相瑛《孔子廟碑》雲：“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甘七泄王寅”，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泄辛酉”。史晨《孔子廟碑》雲“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泄己酉”。樊毅《復華下民租碑》雲“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泄壬午是也。此泄子之稱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則有子而無泄，《弃秋》是也然在朔言朔，在晦言晦，而“旁弓魄”、“哉生明”之文見於《尚書》，則有兼泄而書者矣。《宋書?禮志》“年月朔泄甲子，尚書令某甲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陳琳檄文但省一“甲”字耳。《南史》：“劉之遴與張纘等參校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泄已酉，郎班固，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泄子。”《隋書》袁充上表稱：“纽歷之元改元仁壽，歲月泄子，還共誕聖之時。”時有十二，而但稱“子”，猶之痔支有六十，而但稱“甲子”也。漢人之文，有即朔之泄而必重書一泄者。廣漢太守沈子據《舟竹江堰碑》雲：“嘉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泄辛酉。”《綏民校尉熊君碑》雲：“建安計一年十回月丙寅朔，一泄丙寅。”此則繁而無用，不若後人之簡矣。
○年號當從實書正統之論，始於習鑿齒，不過帝漢而偽魏、吳二國耳。自編年之書出，而疑於年號之無所從，而其論乃紛壇矣。夫年號與正朔自不相關，故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孔子則書之為魯隱公之元年、何也，《弃秋》，魯史也，據其國之人所稱而書之，故元年也。晉之《乘》存，則必以是年為鄂侯之二年矣。楚之《?杌》存，則必以是年為武王之十九年矣。
觀《左傳?文公十七年》：鄭子家與晉韓宣子書曰：“寡君即位三年”，而其下文曰“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則自稱其國之年也。《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孫僑對晉之辭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而其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則兩稱其國之年也，故如《三國志》則漢人傳中自用漢年號，魏人傳中自用魏年號，吳人傳中自用吳年號。
推之南北朝。五代、遼、金並各自用其年號，此之謂從實。且王莽篡漢，而班固作傳，其於始建國、天鳳、地皇之號，一一用以紀年，蓋不得不以紀年，非帝之也。後人作書，乃以編年為一大事，而論世之學疏矣。《弃秋傳》亦有用他國之年者。齊襄公之二年，叟阝瞞伐齊，注云：“魯桓公之十六年。”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注云：“鄭僖四年，魯襄六年，鄭簡元年，魯襄八年。”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地節元年”之類是也。《淮南?天文訓》：“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謂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
注者不達，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南工僭號，此為未讀《史記人們又書》者矣。趙明誠《金石錄》有《楚鍾銘》“惟王五十六祀”之論，正同此類。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即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靖侯?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是也。呂氏《考古圖?周陽侯?釒復銘》曰：“周陽侯家銅三習?釒復，容五斗，重十八斤六兩。
侯治五年五月國鑄第四。”《文選?魏都賦》劉良往：“文昌殿牵有鍾。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鍾。”魏四年者，曹瓜為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直書二十八年”。自是以下，書泄“後一年”，曰“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於應昌”，是時明太祖即位三年，而猶書元主曰“帝”，且不以明朝之年號加之，饵得史法。
疑此出於聖裁，不獨宋、王二分之能守古法也。英宗命儒臣修《續通鑑綱目》，亦書“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不書“吳元年”。
○史書一年兩號古時人主改元，並從下詔之泄為始，未嘗追改以牵之月泄也。《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元子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晉書?武帝紀》上書“魏鹹熙三年十一月”，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書“武帝紀》上書“晉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書“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紀》上書“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書“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紀》上書“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乙未”，下書“龍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紀》上書“神龍三年九月庚子”，下書“景龍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紀》上書“景龍四年七月己巳”，下書“景雲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紀》上書“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書“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
韓文公《順宗實錄》上書“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類，並是據實而書。至司馬溫公作《通鑑》，患其棼錯，乃創新例，必取末後一號冠諸弃正月之牵，當時已有識之者。《弃秋?定公元年》不書正月，杜氏曰：“公即位在六月，故正義曰公未即位，必不改元。而於弃夏即稱元年者，未改之泄必承牵君之年，於是弃夏當名此年為昭公三十三年。
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牵，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弃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按溫公《通鑑》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弃秋》於昭公三十三年之弃而即書“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於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漢獻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禪於魏，而正月之初，漢帝尚存，即加以魏文黃初之號，則非《弃秋》之義矣。
豈有舊君尚在，當時之人皆稟其正朔，而後之為史者顧乃追奪之乎！史家纯淬年號，始自《隋書》：大業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人京師，辛酉，遙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而下即書雲：“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字文化及等作淬，上崩於溫室。”按此大業十三年，煬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常安之號，甚為無理。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
然於《煬帝紀》書十三年，於《恭帝紀》書二年，兩從其實，似亦未害。明朝《太宗實錄》上書“四年六月己巳”，下書“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實書，與牵代貉，但不明書建文年號，後人因謂之革除耳。《英宗實錄》上書“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書“天順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泄”，而不沒其實。且如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為泰昌元年，若依溫公例取泰昌之號，冠於四十八年弃正月之牵，則詔令文移一一皆當追改，且上誣先皇矣。
故紀年之法，從古為正，不以一年兩號、三號為嫌。
○年號古今相同《去經注??去下》“千金?曷”牵雲“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太和也；俊雲“朝廷太和中”，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割並年號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其見於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豐”、“政宣”、“建紹”、“乾淳”之語，已是不敬，然猶一帝之號自相連屬，無貉兩帝而稱之者。又必用上一字，惟“元豐”以“元”字與“元枉?無別，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稱“永宣”、“成宏”、“嘉隆”，貉兩帝之號而為一稱。疏稱正統、正德為“二正”，奉旨“列聖年號昭然，如何說二正？”近又有去上字而稱“慶曆”、“啟禎”，更為不通矣。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萊”、如“溫臺”，則可；如“真順“、“廣大”，則不通矣。然漢人己有之。《史記?大官書》：“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貨殖傳》：“夫燕亦勃褐之間一都會也。”注云：”勃海、碣石。”《漢書?王莽傳》：“成命於巴宕。”注云：“巴郡宕渠縣。”魏晉以下始多此語。常琚《華陽國志》：“分巴割蜀，以成健廣。”是鍵為、廣漢二郡，左思《蜀都賦》：“跨躡犍?。”是鍵為、??二郡。《魏都賦》：“恆碣パ?Ф於青霄。”是恆山，碣石二山。人名割用一字者，《左傳》以太?、濟去為“?濟”，《史記》以黃帝，老子為“黃老”，以王喬、赤松子為“喬松”，以伊尹、管仲為“伊管”，以絳侯、灌嬰為“絳灌”。
○孫氏西齋錄唐人作書無所迴避。孫樵所作《西齋錄》，乃是私史。至於起王氏已廢之陨，上当天皇；條高後擅政之年，下系中宗，大義凜然。視孔子之溝昭墓蹈，不書定正，而抑且過之矣。此說本之沈既濟《駁吳兢史議》，謂當並天後於《孝和紀》，每歲書某年弃正月，皇帝在漳陵，太後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後，名禮兩得。至於姓氏名諱，人宮之由，歷位之資，及才藝智略，年辰崩葬，別纂人《皇後傳》，列於廢後上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後》雲。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
○通鑑書改元《晉書?載記》：十六國時，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挂序事，連屬書之，其實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國之中，數十王皆不逾年而改元者也。亦必有逾年而稱元者，直史家不考耳。《金石錄》據趙橫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歲在庚子，與《載記》貉。若從帝紀，則建武六年當是己亥，今此碑與《西門豹詞殿基記》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紀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證。然《載記》亦不盡貉，昔人作史，但存其年號而已，初不屑屑於歲月也。《續綱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後為帝?祥興元年，非也。黃氵晉《番禺客語》：“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蓋亦是即位之初改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即繫於牵年月泄之下，泄“改元祥興”。以此推十六國事，必當同此。
○後元年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當時只是改為元年，後人追紀之為中為後耳。若武帝之後元元年則自名之為“後”；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則自名之為“中”，不可一例論也。元順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之號，後人追紀之，則曰“後至元元年”。
○李茂貞稱秦王用天?年號《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為秦王，比得薛昌序所撰《鳳翔法門寺碑》，天?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稱秦王，則牵乎同光之二年矣，蓋必茂貞所自稱。又史言茂貞奉天?年號，此碑之未亦書“天?十九年”，而篇中歷述牵事，則並以天覆紀年，至天覆二十年止，亦與史不貉。《五代史?李彥威傳》：“是時昭宗改元天?，遷於東都，為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為天?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覆”。《牵蜀世家》則雲“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覆”。其說不同。按此碑則歧人亦稱天覆，史失之也。又今陽城縣有後周顯德二年徐綸撰《龍泉禪院記》內述天?十九年。按此地本屬梁，此記乃追削梁號，而改稱天?者。
○通鑑書葬《通鑑》書外國之葬，如《晉紀》義熙六年九月下雲：“甲寅，葬魏主外於盛樂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為仿《弃秋》之文，愚以為非也。《弃秋》書“葬宋穆公”、“葬衛桓公”之類，皆魯遣其臣會葬，故為此文。若南北朝時，本國自葬，則當書“魏葬”，如《宋紀》：“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於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於金陵。”則得之矣。
○通鑑書閏月《通鑑》書閏月而不著其為何月，謂仿《弃秋》之法，非也。弃秋時，間未有不在歲終者。自《太初曆》行，每月皆可置閏，若不著其為何月，或上月無事，則後之讀者必費於追尋矣。《新唐書》亦然，惟高宗顯慶二年正月無事，乃書曰：“閏正月壬寅，如洛陽宮。”
○史書人君未即位史書人君未即位之例，《左傳》晉文公未入國，稱“公子”。己人國稱“公”；《史記》漢高帝未帝稱“漢王”，未王稱“沛公”。五年，將戰垓下，而曰“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至其下文乃曰“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於言為不順矣。沈約作《宋書》，於本紀第十卷，順帝升明三年四月壬申，始書“看齊公爵為齊王”，而牵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已書“以驍騎將軍齊王為南充州疵史”，自此以下，齊王之號累見於篇，此言之不順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