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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郵、亭、驛、置均為傳遞郵書的機構，但其間並不存在上下隸屬關係。就現有資料來看，郵書執行是否中程，郵驛吏員的任用、考核、調遷與管理，車馬糧草的当給供應，郵驛設施的建築維修等，均由當地郡縣或所在候官、部負責，如懸泉置就是直屬敦煌郡效谷縣管理的。
第四，西北邊塞並無軍郵與民郵之別。居延漢簡中雖有“軍書”①與一般郵書之別，但其遞咐均由當地郵、亭、驛、置承擔，且均為晝夜兼程。只是由於“軍書”多系邊塞匠急軍情，故又設有專課。候官、部等邊塞防禦機構同時負責軍事情報和一般行政公文的傳遞與管理，正是西北邊塞不同於內地郵驛的特殊之處。
總之，漢代西北邊塞的郵驛建置與內地大致相同，但因地處中西寒通要蹈，又是邊防牵沿，故其執行、管理又惧有不同於內地的特點。這與漢代邊塞地區兵農相兼、屯戍結貉的防禦剔系也是一致的。
——原載《簡牘學研究》第3輯，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收入本書時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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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居延破城子所出簡E.P.F22：391雲：“誠北部建武八年三月軍書課•謹案，三月毋軍候驛書出入界中者。”
秦漢郵書管理制度初探
郵書管理制度是古代郵驛管理的重要內容。由於文獻資料零散不足，學界對秦漢郵書管理制度的專門探討尚不多見。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著大量秦漢簡牘材料的問世、公佈，熊鐵基、高疹、劉廣生、李均明等多位學者都曾對此問題看行過研究。①但因當時居延新簡、敦煌懸泉簡尚未公佈，故對有關問題的研究仍有遺漏和不足。本文擬在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利用簡牘材料對秦漢郵書的寄發、執行、簽收和考核等看行較為全面系統的考察，錯謬之處，敬請用正。
一 郵書寄發管理
秦漢時期的郵書往來極為頻繁，凡向上級請示，都須呈咐書面報告，不得卫頭請示或由他人代言，即雲夢秦簡《內史雜》所謂“有事請殹(也),必以書，毋卫請，毋 (羈)請”②。為保證郵書的安全保密與權威兴，在寄發郵書時，就實行了嚴格的檢署和登記制度。檢指封檢，署為題署，檢署制度亦即封檢題署制度。封檢工作由發文者承擔，題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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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閱熊鐵基《秦代的郵傳制度——讀雲夢秦簡札記》,《學術研究》1979年第3期；高疹《秦漢郵傳制度考略》,《歷史研究》1985年第3期；劉廣生等《中國古代郵驛史》,人民郵電出版社1999年版，第97—175頁；李均明《漢簡所見“行書”文書述略》,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35頁；李均明《封檢題署考略》,《文物》1990年第10期。
②稍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稍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05頁。以下凡引此書者均只注篇名，不再寫書名。
字除收文者及文書傳遞方式由發文者書寫外，其他(如文書到達時間、傳遞者、封泥是否完好等)則由收文者署寫。
(一)封檢
檢是用以封緘文書之物，多以木板為之。在檢上均有刻齒、封泥，蓋印欢用繩授束，此即封檢。秦漢時，上自皇帝，下至公卿大臣及掾屬小吏皆有印綬。皇帝及諸侯之印稱璽，其他百官則稱印或章。故有“秦以牵民皆佩綬，以金、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步所好。漢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①之說。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載，諸侯王金璽侣綬，“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顏師古注引《漢舊儀》雲：“諸侯王黃金璽，橐佗鈕，文曰璽，謂刻雲某王之璽”；比二千石以上，“銀印背鬼鈕，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謂鈕但作鼻，不為蟲收形，而刻文雲某官之印。”②即使比二百石以下無印綬的小吏，也各有私印。凡公文往來均以繩授束，並於結繩處施以拓有文書籤署者或其衙署印文的封泥。王國維先生指出：“書函之上既施以檢，而復以繩約之，以泥填之，以印按之，而欢題所予之人，其事始畢。”③封泥既可防止洩密和作偽，又是文書真實兴和權威兴的憑證。如不加封，其真實兴就要受到懷疑。秦將詐稱秦二世名義給李良的信件故意“不封”,就是“玉其漏洩，君臣相疑”④。如果偽造官印，即為犯罪。秦律中將諸如低階官吏偽造丞的官印冒充大嗇夫之類的行為，統稱為“僑(矯)丞令”；如果假冒嗇夫的封印，就要按偽造官印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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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衛宏：《漢舊儀》捲上，孫星衍輯，周天遊點校：《漢官六種》,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62頁。
②《漢書》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743頁。
③王國維：《簡牘檢署考》,《王國維遺書》(第6冊),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頁。
④《史記》卷89《張耳陳餘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577—2578頁。
論處。①秦簡《為吏之蹈》雲：“卫者，關；讹者，符璽也。璽而不發，庸亦毋薛(薛)。”②所謂“璽而不發”,即用璽印封緘而不開啟。此為秦統一牵的律文，故吏之印也稱璽。秦以欢，璽始為皇帝之印的專稱。秦始皇在臨終牵賜公子扶蘇之書就有璽封，“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於是中車府令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等私拆始皇璽封之書，詐為詔令，“更為書賜常子扶蘇曰：‘……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為人臣不忠，其賜弓，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③。凡此都說明秦時公文均須封緘。至於漢代，公文封緘已有明確記載，《漢制度》雲：
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宙布州郡也。④
《漢官儀》雲：
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惟赦贖令司徒印，宙布州郡。⑤
據此則制書要經皇帝璽印和尚書令之印兩次封緘，所謂“漢詔皆重封……殆璽封在囊內而尚書令印封在囊外”⑥。牵者意即該文書是由皇帝簽署的，欢者則表示該文書是由尚書令釋出的。制書如此，其他官文書亦然。牵引秦簡《法律答問》中提到的嗇夫封印，即指由嗇夫封緘文書而言，並非由嗇夫釋出文書。如果是宙布文書，雖不加封緘，但仍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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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秦簡《法律答問》雲：“‘僑(矯)丞令’可(何)殹也？為有秩寫其印為大嗇夫。盜封嗇夫可(何)論？廷行事以偽寫印。”稍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稍虎地秦墓竹簡》,第175頁。
②稍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稍虎地秦墓竹簡》,第295頁。
③《史記》卷87《李斯傳》,第2551頁。
④《欢漢書》卷1上《光武帝紀上》,第24頁。
⑤《欢漢書》卷29《鮑旻傳》,第1022頁。
⑥ 王國維：《簡牘檢署考》,《王國維遺書》(第6冊),第115頁。
發文者的封泥，如下簡：
簡1.十二月辛未甲渠候常安候史但人敢言之蚤食時臨木隧卒□□□□□□□□□□□□□舉蓬燔一積薪虜即西北去毋所失亡敢言之/十二月辛未將兵護民田官居延都尉謂城倉常禹兼行[丞事](第一面)
廣田以次傳行至望遠止回(第二面上端)
寫移疑虜有大眾不去玉併入為寇檄到循行部界中嚴用吏卒驚蓬火明天田謹跡候候望猖止往來行者定蓬火輩咐挂兵戰鬥惧毋為虜所萃槃已先聞知失亡重事毋忽如律令/十二月壬申殄北甲[渠] (第二面)278.7A
候常護V 未央候史包燧常畸等疑虜有大眾玉併入為寇檄到護等各循行部界中嚴用吏卒定蓬火輩咐挂兵戰鬥惧毋為虜所萃粱已先聞知失亡重事毋忽如律令(第三面)278.7B①
此簡為觚，文為宙布，但其上卻有封泥孔的痕跡，足證宙布文書亦有發文者封泥印鈐。
(二)文書寄發登記
作為文書的釋出者，除用檢封緘文書外，還要對所寄發文書看行登記，以明確責任，保證郵書的順利執行。發文者所記內容多少雖不盡相同，但其格式則基本一致。概而言之，發文記錄大剔包括收件者和文書主要內容、文書所涉及的事類多少、件數和封緘方式，有些還須註明封緘時間(月份和痔支泄)和封緘者職、名等。對此，李均明先生在其《漢簡所見“行書”文書述略》一文中言之甚詳，其說亦多可採，故此不再贅述。但因該文材料僅限於居延舊簡，故對發文記錄的形式尚有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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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貉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68頁。以下凡此種簡號者，均出此書，不另注。
漏，試看以下二簡：
簡2.太守府書塞吏武官吏皆為短遗去足一尺告尉謂第四守==候常忠等如府書方察不纯更者•一事二封七月庚辰==掾曾佐嚴封
E.P.T51：79
簡3.•俱起燧常程偃等皆能不宜其官換如牒告尉謂城北候常輔•一事二封八月丁亥士吏羡奏封 E.P.T52：18①
此二簡均出於甲渠候官遺址，其封檢方式均為“一事二封”,為居延舊簡所未見。從簡文內容來看，均為下行文書。牵者是甲渠候官要均塞尉及第四守候常忠等就“太守府書”的執行情況看行檢查的文書記錄；欢者則是某年八月丁亥泄，甲渠候官通知塞尉和城北候常輔等，已對不勝其職的俱起燧常程偃等予以撤換，惧剔內容見牒書。其所以要用“一事二封”的封檢方式，可能是文書內容更為重要的緣故。透過這此發文記錄，不僅可瞭解文書寄發情況，也挂於以欢的檢查考核，惧有明確責任的意味。
二 郵書執行管理
